在这一天职观念的指引下，阿拉伯人鼓励求学和教学不遗余力。伊斯兰教形成之初，当穆罕默德迁到麦地那建立政权之后，他就立即派人到叙利亚学习外语和各种学问，当时为了保卫麦地那·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发生了战争。犹太人战败后，穆罕默德马上叫犹太教俘虏教授阿拉伯人读书写字，以此作为赎身的代价。这些做法，都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的求知渴望与无往而不学习的决心。

       对追求学问，阿拉伯人既有决心，也有智慧。飞毯是阿拉伯民间故事经常出现的宝贝。凡是得到了飞毯，它的主人就可以坐在上面以最快的速度奔向他们要去的地方。飞毯会帮助慢者变快，使后进者居上。如果将阿拉伯人关于飞毯的故事与人们熟知的龟兔赛跑的寓言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到在龟免赛跑的寓言中，思维的焦点还是集中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会使勤能补拙，落后超过先进；而在阿拉伯人对飞毯的期望与崇拜中，已积淀着运用智慧把握先进手段以达到超越常规的意义了。龟兔赛跑中，乌龟的获胜是建立在兔子的失误之上的，要是兔子不躺下休息，乌龟是绝对跑不过兔子的。而坐上飞毯，即使跑的本领比乌龟差10 倍，稳操胜券还是没问题的。能够想象飞毯的民族自然也会为自己创造飞毯。在开化民族已创造的灿烂精神文明面前，阿拉伯人运用其他民族的智慧，为自己编织了一条飞向文明世界的飞毯：

      一、全力广罗现存智慧——大力兴盛图书馆业。

       图书资料是智慧的结晶。拥有图书资料是求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织造飞毯的基本原料。只有用别人的智慧织造出自己的飞毯，才可能飞向文明世界的任一目标，任一角落。所以，阿拉伯人在开始新生活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对图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视书为宝。

       首先，他们在图书的收集上不遗余力。求知是天职与求知即圣战的观念使被征服地区的图书像财物一样，成为他们俘获的对象。军事胜利推进到哪里，图书的收集就出现在哪里。当时，许多希腊文、波斯文和古叙利亚文有关历史、炼金术和医学方面的图书都是帝国的当权者和上层人士先后从被征服地区收集的。哈里发拉希德则从与拜占庭的战争中得到了大批图书。阿拔斯王朝的几代哈里发，从曼苏尔、拉希德到麦蒙，还都曾派人到各地用重金搜集流散的珍本，他们鼓励学者云游四方，搜集古籍。另外，通过外交渠道收集珍本也是当时的做法。哈里发曼苏尔得到的一批著名希腊典籍就是拜占庭皇帝应他请求而赠送的。麦蒙也曾派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向利奥皇帝本人索取希腊文著作。其次，阿拉伯人在珍藏图书方面极具匠心。他们对图书的装帧十分考究，精致的犊皮封面，加上漂亮的阿拉伯书法和鲜艳的色彩，刻印着美丽的浮雕图案，使图书显得异常精美。求知即圣战的观念使图书也罩上了神圣的光圈。为了使图书便于携带和珍藏，拉希德还下令人们只能用“撤马尔罕纸”即用中国造纸术所造的纸写字。因为阿拉伯人的草纸性能较差。

       当时，他们的图书馆十分普及且管理完善。巴格达图书馆在7 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形成之初便开始兴建，后经哈伦、拉希德扩建，830 年，麦蒙又在巴格达建成了著名的智慧宫，智慧宫是一个藏书及文化中心。图书馆设有馆长和助手，总管和助理，还有书记官及专门负责装订的人，甚至还有伺候学者们起居的使女和侍从。除巴格达外，大马士革、开罗、巴士拉、木鹿、布拉哈以及安德鲁西亚和摩洛哥都没有许多图书馆。仅木鹿城就有12座图书馆，且一次可借出200册书。科尔多瓦城内有70 座图书馆，其中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达40 万册，仅图书目录就有44 卷，每卷50 页。该馆管理人员多达500 人，还有许多派往世界各地的图书采购员。皇家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秩序最好的图书馆。

    他们注意图书的利用。不少图书馆能尽量向读者提供借阅、抄写或翻译的方便，藏书目录大都按类编制和存放，以方便借阅。当时布韦希王朝的哈里发阿托德·道莱，在设拉子建立的图书馆，就是把图书按放在书架上，并且有分类目录供人查找。有的图书馆还免费向该馆抄写资料的研究者提供纸张，甚至向在该馆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发放生活费等。显然，学者作为“飞毯”的织造工，是不能亏待的。

       当时，一些有钱的学者、文人仿效哈里发和王公大臣的做法，还设立了私人图书馆。有的藏书达千册。据说于伊斯兰历70 年出生的艾布·阿慕尔收集的图书，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到了阿拔斯时代，著书译书的活动十分活跃，造纸工业的发展，随之出现了抄书的风气。有了书商和书店，这样，各类图书馆就更多了起来。

       二、全力激发活的智慧——学术旅行和学木讨论会的兴起。

       在阿拉伯人眼中，学术旅行是求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常常为了求得一段圣训，弄懂一段经文，甚至为了收集一句格言和警句而不惜跋山涉水。有位学者艾布·达尔达就这样说过：我若遇到一段难懂的《古兰经》经文，只要有人能给指点，哪怕他远在天边，我也要马上找到他。学者贾比尔·本·阿布杜拉听说某人有一段直传弟子传达的圣训，便买了一头骆驼，打点好行李，跋山涉水一个月，赶到叙利亚去听这段圣训。在那时，语言学家跑到沙漠中游牧人居住的地方收集语言和文学素材，圣训学家云游四方去收集圣训，文学家为了向各地民间文学家求教学艺，他们的足迹也遍及伊斯兰国家，学哲学的人则跑到君士坦丁堡等地寻找希腊书籍以便进行翻译——各门学科的情况无不如此。有人问过文学家门才尔·本·瓦绥勒：你对文学的兴趣如何？门才尔说：只要我听到过一个未曾听到过的字，我的全身就像长了耳朵，乐不可言。有人又问道：你怎样求得知识呢？他答道：像失去孩子的母亲寻找其独生子那样。又有人问道：你怎样珍惜它呢？他的回答更妙：像一个食不果腹的饿汉珍惜他的钱财一样。当时，圣训学家是旅行最多、吃苦最大的人。这是因为圣门子弟在传播伊斯兰教时期，分散到了各地，有的定居波斯，有的定居伊拉克，有的定居埃及或叙利亚，有的远到马格里布。他们都保存着一些圣训，并且传给了其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每个地方都有些不为其他地方所知的圣训。于是圣训学家便奔走四方，其宗教热情，使他们排除万难，历经艰辛。例如，生长在安达卢西亚的柏柏尔人叶海亚·本·赖易斯，28岁便远行到西亚地区。先后到麦地那、麦加和埃及，遍听名师讲演。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当时学者们在伊斯兰帝国各地旅行，好像棋子在棋盘上移动。贫困不能阻，艰险不能移，沙漠的酷热、大海的惊涛，他们都视之坦途。因为在他们心中，已深深扎下了求知即圣战的信念。以至在许多人眼中，学问就是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管结果是富是穷，也要去追求。不管是生是死，也要去满足其求知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