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术旅行相辉映的是学术讨论会的兴起。书院、宫廷和清真寺常常成为讨论学术的场所，也是当时重要的学术机构。学者们在哈里发面前，讨论教法、语法、词法、语言学及宗教等问题。这种学术讨论在阿拔斯时代呈现出一派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大部分学术问题，尚无定论，不成体系，所以，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必然需要展开辩论，另方面也是学者们出于追求真理的愿望，并希望得到哈里发和王公大臣的赐与和恩宠。

       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为了推动学术发展，亲自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意见，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特别是麦蒙，他知识渊博，通晓多种学术，经常参加学术辩论。他在巴格达住定后，曾下令为他物色一批法学家、教义学家及学术界人士与之交谈。经过层层筛选，麦蒙从100个候选者中只选中10 人，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艾哈迈德·本·艾比和比什尔·麦里西等。这种座谈会和辩论会，是促进当时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激励学者们研究和考虑问题，以便在讨论会上能以研究精湛的专家、权威面目出现，而不至失败出丑，因为当众失败等于毁灭自己。因此，学者们对每次辩论，都深思熟虑，长期准备。在一次有哈里发麦蒙参加的聚会上，教义学家阿卜杜勒·阿齐兹·迈基和同行比什尔·麦里西就一问题辩论，当比什尔表示认同迈基的观点而没有别的可说了时，迈基却说：“但是，我有。穆民的领袖啊！这是我足足准备了30年的心血呀！”

       由此可见，这种学术讨论会对激发活的智慧，促进文化发展，起过多么积极的作用。    三、全方位兼收并蓄——实行学术宽容。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由于帝国境内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以及祆教的学者，大都是文明古国的后裔，又曾就学于希腊学校，往往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知识渊博，精通数学，擅长书写，善于管理财务和田赋。出于统治的需要，也许还加上“飞毯”思维在潜意识层面上的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当权者们，就把他们从各地招聘到巴格达，生活上给以优惠待遇，信仰上给以宗教自由，放手让他们为帝国服务。后来，这些外族学者大都献身于阿拉伯学术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其中不少人是著名的翻译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和著作家。

       哈里发麦蒙在位的时代，巴格达的智慧宫中就有大批基督教、犹太教、祆教的学者。麦蒙不问宗教信仰，也不计来自什么民族，只要有学问，就给予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自由探究自由探讨。一时，智慧宫成为荟萃东西方知识精英的大本营。学术宽容给阿拔斯王朝带来了言论自由。有一位语言尖刻的讽刺家底阿比勒·胡扎伊，他的唇枪舌剑所到之处，当时的名门望族，不管对他有无恩怨，都无法幸免。有人就到麦蒙那里告状，也说：底阿比勒作诗讽刺你。麦蒙答道：他对残暴、疯狂的艾布·阿巴德都敢挑战，骂我这样温和宽厚的人又何足为怪呢！结果，连这位诗人自己也说：“50年来，我的肩上一直扛着一副十字架，但却没人把我绞死在上面。”由于学术宽容，一些讽刺诗被保存了下来。如：当艾敏立自己的幼子为哈里发后，就有诗讽刺道：

       宰相的欺诈、教长的决断、谋士的意见，

       一起断送了哈里发的职位。

       这是骄傲自大的道路，

       这是邪恶、堕落的道路。

       哈里发的主意算是奇迹，

       宰相的行径更加稀奇，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

       我们向一个孩子效忠宣誓。

       艾哈迈德·本·艾比·纳伊姆还留下这样激昂的诗句：

       只要阿拔斯家族当权执政，

       世上的黑暗、暴政就不会消失。

       由于这种宽容，各方学者们带来的各方智慧统统汇入了阿拉伯文化的主

       流之中，使之由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大河。

       但是，宽容也是有限度的，当时的言论自由与哈里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如哈里发曼苏尔在政治上心胸狭窄，在学术上却有广阔的胸怀。他允许持不同意见的穆阿台及勒派及其学说存在。他还拉拢一位从他身边逃走的穆阿台及勒派的首领阿慕尔·本·欧拜德，并能鼓励星相学家和医生以及各种流派的哲学家。但事关王权，他不但疑心特别大，而且惩办极严。曼苏尔说过：哈里发王朝决不容许泄露机密、侮辱妇女、诋毁王权等三种行为。如果说当时的哈里发允许人们在各方面享有自由，那么在这三方面是绝无自由的。学术若涉及这三方面的问题，惩罚是严厉的。当时有三位教长不愿意出任法官后，竟遭到惩处。原因全出自下列的推理：拒绝当法官就意味着拒绝与阿拔斯王朝合作，从而使人们以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意味着他们认为王朝黑暗，治国不公。而“不合作”就意味着会暗中支持呵拔斯王朝的政敌。由此给他们扣上了“不虔诚者”的罪名，使其遭难。所以，学术只有不涉及王权和政治，我们才可以说阿拔斯时代的言论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