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一由智力引进所引发的民族智力水平的跃迁，一开始并没有预见到如此深刻的结果，而只是从极为实际的目的出发的。曼苏尔患有胃病，所以他就特别注重医学的发展以及医学书籍的翻译，而麦蒙迷恋古希腊哲学，从而对每一本新的哲学译著都先睹为快，由此有意无意地推进了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除此之外，苏格拉底、梭伦、赫尔马斯、毕达哥拉斯以及类似名人所作的道德格言集，也是最早被译成阿拉伯语的文选之列。因为这种伦理学的和宗教的作品，部分作为社会精品的内容，部分作为道德教诲的素材而受到哈里发们以及权势显赫的贵族们的青睐。但所有这一切所组成的合力，却造成了声势浩大的“百年翻译运动”的动源。

    人类社会一切知识和成就的发生，都要以智力与体力为基础。这就好比人们吃苹果，知苹果可以吃，就是智力，尔后举手抓住苹果而吃之，要靠体力。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把苹果吃掉。如果知道苹果可吃，而不能举手摘它，是有智力而无体力；如果能举手去摘苹果，但不知苹果可吃，是有体力而无智力，这两者缺一，都不能吃到苹果。如是，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他有没有苹果可吃的智力，就成为他能否吃到苹果的先决条件，而苹果的美味和营养，又是人们健康生存的佳美滋补。对于游牧出身的阿拉伯人来说，强健的体魄已是他们已具有的东西。当他们从沙漠走向城市，成为阿拉伯半岛的统治者时，无论从统治者个人还是从整个民族而言，如果不发展智力，那么就不可能获得人类文明的金苹果，而没有人类文明的金苹果，阿拉伯人也难以成为帝国真正的统治者。这是一种基于生存意识的求知渴望。

    经过持续二百年的翻译运动，阿拉伯人借助于其他民族关于“苹果”的知识，终于得到了人类文明的金苹果。他们从对希腊典籍的翻译中学会了逻辑学，给阿拉伯学术打上了逻辑学的烙印。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类推法，被广泛运用于教法研究、语法研究、哲学研究之中。由于受希腊哲学的影响，阿拉伯一伊斯兰帝国涌现出一批百科全书型的哲学家，形成了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促进中世纪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波斯典籍的翻译中，学会了统治方式；他们仿效波斯萨珊王朝的管理体制，设立大臣、宰相职位，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统治体制，使庞大的帝国机器能有效运转；他们从印度典籍的翻译中，学到了数学与数字的知识，还在印度数学的基础上，发明了“代数学”，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使人们至今把印度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在充满生存竞争的世界里，阿拉伯人终于以“用与书本等重的黄金作稿酬”式的慷慨为代价，成为当时文明世界的强者。勒本在所著《阿拉伯文化》一书中写道：“直到15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学术影响的。”“他们或师承阿拉伯人，或翻译阿拉伯文典籍。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被欧洲各大学广泛采用，达500年之久。”

        一般说来，在世俗的眼光中，没有比皇冠和帝位更为高贵了。时下，皇冠成为商界喜用的标牌，无论是皇冠牌轿车、皇冠牌香水，还是皇冠大酒店，似乎什么商品只要与“皇”字“帝”字搭上边，就会使之身价倍增，令人刮目相看了。这种广告策略，也足以折射出皇冠与帝位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了。但是，在阿拉伯的历史上，却有一位人物，宁愿放弃王位而追求学问，他就是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一世的儿子哈里德。

       哈里德从小爱求学问，长大后不愿继承哈里发的大位，而志愿从事化学和医学的研究，著书立说，不同政治，埋头学习，前后长达近30 年。他用阿拉伯语写的一部有关星相学的著作，至今还有一本手抄丰收藏在伊斯但布尔的博物馆里。哈里德对学问的这般执著，令人叹服。在近代史上，放弃王位另有他图的有英王室的爱德华二世（温莎公爵），他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与自己钟爱的女人结为连理而断然退位。他的举动虽然也惊世骇俗，着实让天下轰动了一阵，但是与哈里德的行为比较起来，似乎总有点逊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倭马亚王朝中，哈里德只是其中典型一例。当时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献身于学术文化研究的比比皆是。因为自伊斯兰教形成之后，在阿拉伯人心中就树起了一个信念：“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

       把求学问视为天职，最早出自伊斯兰世界的先知穆罕默德之口。伊斯兰教形成之初，穆罕默德就说：“我受安拉的派遣，负着宣传正道，提倡学问的使命。”其后，他又多次以明确的语言规定，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男人和女人终身不渝的天职。他说：“求知，从摇篮到坟墓”。还说：“哲理是穆民们失去的骆驼，必须寻找，哪怕到中国去”。以此激励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学习古代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鼓励求学的圣训很多。如“求学比礼拜更善”，“为求学而死者”等于殉教者（舍牺德），“守财者死，有学者生”。这些圣训，都是以“求学问是穆民的天职”观念为基础的。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把学习提到这样高度的，几乎绝无仅有。

       什么是“天职”？马克斯·韦伯在解释基督教新教的天职概念时，曾这样写道：“天职”一词的涵义，具有一种终身使命，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意义。这种天职概念为全部新教教派提供了核心教义，这种教义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的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韦伯曾详细考察了这种“天职”观念对新英格兰的影响。他指出：“在任何场合，那种清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这当然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其实，阿拉伯人的“天职”观念，对阿拉伯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在其广泛和深刻的程度上，也类似于此。

       首先，它为所有阿拉伯的穆斯林，不论男女老幼，主人奴隶，识字或还不识字的人，规定了人生的一个主要的活动领域与一种终身的使命，即从摇篮到坟墓，人必须永不懈怠地追求知识与学问，这是真主唯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是真主赋予他的任务。其次，它不但在判断中包含了对任何人的求学行为的褒扬与赞许，而且它直接使求学具有了神圣的宗教意义。求学问成为人们对真主真诚与虔信的具体表现。这就为宗教热情的宣泄指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正道。再次，把求学问视为天职，也就是把求学问视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应达到的最高形式。这一天职观念还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理智化、文明化。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会逐步将一切引导到文明生活的轨道上来；它促使一切与求知求学问有关的事物即使与原有的传统相悖现在也都具有了肯定的意义；它还促使造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即有学问的人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被视为民族的精华，社会的楷模。因为这种天职观念已使学习神圣化，学问已同道德完善、宗教虔诚紧紧连在一起。当社会出现如此的舆论导向时，其走“正道”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无论从直接的层面还是间接的层面看，穆罕默德倡导这样的天职观念，为阿拉伯人摆脱游牧时代的传统，开创新生活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正如新教的“天职”观念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提供了精神护卫一样，穆罕默德的天职观念，也为日后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大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第一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