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业缘——回族具有某种择业选择——即择业禁忌，有的即使收入再高也不能干。所以回族就业范围受到主观与客观限制，很多人往往多从事相同的职业，如“回回三把刀，一把宰牛羊，一把剥皮子，一把卖切糕”，即所谓回民多从事清真饮食业，牛羊贩运、屠宰业，羊毛、羊皮、羊绒的贩运业等，甚至于在回族聚居地区，垄断了当地此类经济门类。共同的职业，把众多回族穆斯林凝聚在一起。
　
     　5．教缘——浓郁、深厚的宗教情感，是中国回族穆斯林民族性的重要心理基础。宗教的社会网络，是城市与乡村社会中的社会基础之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1300多年，在当代中国穆斯林民族地区，至今依然起着最重要的族群凝聚作用。相对于那些无宗教信仰的族群而言，教缘——是在地缘、血缘、族缘、业缘之外，为有信仰的回族穆斯林提供的一种重要的聚集方式与黏合方式。
　　
      不同凝聚黏合形式，各具不同效应。
　
     　先举地缘产生的效应。新疆在1949年时仅有回族12万，迄今为止已逾100万人，除了自然增长以外，还有大量的机械增长——即自愿移民。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西北甘宁青地区回民大量涌向新疆避灾就食，即民间所谓“走西口”。据载宁夏西海固地区就有6万余人(其中仅海原县有3万人)“走西口”。他们的这种移民方式，主要是依赖家族、亲属关系，一两人或三五人到达新疆某地站住脚跟后，便往往会呼亲唤友，络绎不绝。在今天的乌鲁木齐、伊宁、昌吉、米泉、焉耆、沙湾等地，居住着众多的回族穆斯林。新疆成为继宁夏、甘肃、河南、青海以后，中国回族穆斯林人口总数第五的省、自治区。
　　
       次举血缘产生的效应。由婚姻关系构成的血缘网络，典型如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的西道堂，主要由马、丁、敏三大姓和其他小姓，以其相互之间的联姻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乌玛”——宗教公社。而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的哲赫忍耶的甘肃狄道(今临洮县)与宁夏金积堡，历史上也曾通过婚姻保持着密切关系。
　　
       再举业缘产生的效应。回族擅经营商贸业，固定的回族坐商、流动的回族行商，把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回族聚居区联系到一起，构成一个严密的商业网络。其中西北地区甘肃一青海传统的“唐蕃古道”，新疆一内蒙古传统的“驼茶丝路”，西南地区云南一四川传统的“茶马古道”上，回族穆斯林的脚户通过马帮、牦牛(或骆驼)驮队，推动边远地区的商品流通，织成一个巨大的商业贸易网络。早在清末，云南省平远及河西等地的回民就组建马帮，从事昆明、思茅、景洪、勐海到缅甸景栋、泰国清迈、缅甸毛淡棉等地，以及云南与广西、广东等长距离的贸易活动，具有从事国际及省际贸易的经验，建立起相关的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