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1929年，广州尚有六座清真寺及礼拜殿：怀圣寺、豫畔清真寺（广州市西郊）、南胜清真寺（大南路）、东营清真寺（小东门）、东郊清真寺（东较场侧面），以及先贤古墓礼拜殿（现火车站对面）。

　　随着广州的发展，回族居民从于的职业日趋多样化，聚居的格局渐被打破，回族居民开始向全市四处迁居。原先的多座清真寺院都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而自行倒闭。其产业统山怀圣寺接管。解放后。全市回族穆斯林都集中在怀圣寺内过宗教生活。

　　佛山是我国四大名镇之一，是广州的门卫。清初回族居住亦甚多，当地有佛山清真寺一座，历时75年，后因本地教徒多迁移省城内居住，无人管理，遂折资产转赠广州四寺及海南三亚寺院。

　　佛山清真寺的建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州商贸业的发展，以及清代回族在构通国内诸地商业经济发展上的作用。

　　广州回族与海外联系

　　广州回族历来跟海外的联系十分密切（历史上的外籍穆斯林入迁，近代史上的广州回族外迁），客观上起着洞察我国回族与伊斯兰教的窗户的作用。

　　历史上香港辖属广东省，地理和（政、经）环境毗连广州，香港自辟为商埠并沦为英殖民地后。广州回族时有迁往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定后与谋生的，时间先后达一个多世纪。尤其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因避战乱，迁徙人数尤多，据近期统计，全港中华回胞三万余人，占全港穆斯林70％，其中绝大多数由广州迁入，故香港回胞跟广州回族，不仅有同一民族及共同信仰的关系，且有血亲与姻亲的血肉关系。

　　广州回族侨居海外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十八世纪，现怀圣寺内尚保存有一块乾隆年间的碑碣, 碑上铭刻有“锥居海外。幸来东粤，父举美意，男继父志”，记述一位旅居海外的老人，嘱其儿子“幸来东粤”，捐房产一间于清真寺院，其对母国故士的眷恋之情，即此可证。

　　在广州回族所编纂的、《族谱》中，对房族中侨居异乡他国的后裔，都有详尽纪录。如 《羽氏族谱》载，羽启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别家远洋”。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曾回穗一次，“随辞外向”羽自昆干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外洋贸易，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回来一次，再去未返；羽崇恩“自幼往墨西哥”。羽崇枝“外洋贸易未返”。又如《马氏族谱》载 马廷亮远游朝鲜，民国元年任我国驻朝鲜的总领事；马端亭定后锡兰岛 （现斯里兰卡），马泽民“在马来西亚、科伦坡经商”，其弟马广俊亦住南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执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回族中不少港澳台同胞，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和澳大利亚侨胞，纷至沓来，归国观光探亲。在回穗的同胞与侨胞中，以港澳同胞人数最多，次数也最频繁，几乎港澳回胞中的知名人士，都曾或个人或率团多番来穗访问，如中华回教博爱社正、副理事长脱维善，马越千，哈耀恩先生和刘有信阿訇，香港回教协会主席白建中先生，回教青年会名誉会长刘道平先生，回教妇女会主席马蝶文女士，香港回教礼拜总堂张广义教长和澳门伊斯兰教会主席石也谷先生等等。

　　这几年来，海内外回胞的民间交往中，留下了不少动人肺腑的事例。

　　香港回胞萨兆熙老人，三十多年来一直不敢回来。1982年，在广州回族亲戚的多方开导下，他不辞年迈来到广州，受到当地政府与乡亲的热烈欢迎，兆熙老人目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尤其是看到他家祖墓——萨参芝之墓，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先贤古墓内时，顿时流涕不止。嗣后，他不但捐弃前嫌，自己经常来穗观光，而且还现身说法动员其它港胞返内地观光，他还捐款及馈赠汽车给怀圣寺院，在广州回族中传为美谈。

　　近年来，迁居台湾的回族也有不少慕名大陆的巨变，而绕道奔来广州；如三十年代广州阿匐三杰之一的伊斯兰教学者，已故的台北清真寺教长熊振宗阿旬的遗孀马秀贞女士，1985年定居香港，多番返大陆观光，并出资修茸先贤古墓中之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