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回族新文化运动孕育于20世纪初，在民国时期得到发展，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各地争相倡办回民新式中小学校；向国外派遣穆斯林留学生，加强沟通中阿文化交流；组建各种回族伊斯兰社团。前后延续约半个世纪。

     1906年童琮在镇江创办了穆原学校，并发起“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安铭在北平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1907年王宽自西亚考察归国，在北平创办回文师范学堂，1908年又创办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他们的举措成为后来创办穆斯林社团和新式回民学校的楷模。1908年，东渡日本留学的36名回族穆斯林学子所创办的中国穆斯林第一份刊物《醒回篇》引发了中国伊斯兰报刊的纷纷问世。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上述活动又归拢到一块，终于汇聚成了穆斯林文化运动。1937年，顾颉刚曾撰专文论述了这个运动。他把王宽等人创办的新式回民教育称作“近代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2]。此后，王静斋阿洪于民国10年留学埃及，攻习各种回教法典，于是这场文化运动开始有了学术研究的气氛。1925年，唐柯三先生和马松亭阿洪创办成达师范于济南，又把这种文化和边疆问题连在一起。王静斋阿洪留埃之后，继起的有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等一批学校。“成达本校历届毕业生先后在西北各地办学，用回教教义向西北回民灌输国家意识，颇著成效。回教文化运动推演于此，其意义较以前丰富，表现的成绩也较以前深刻得多。近数年来，为了回教青年受高等教育渐多，同回教历史的研究也发轫，这文化运动的前途将日益扩大，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2]

     辛亥革命后，北平的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已陆续办成12所分校。上海、六合、开封等地清末所办小学，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外，1912年武昌清真小学、1913年兰州清华小学、1918年甘肃导河的云亭小学、1921年云南沙甸的鱼峰小学、1922年安徽蚌埠的成达小学、1926年昆明的明德学校、1928年西安的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也纷纷创办[3]。回族中等教育的发展，始自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建有一些新式学校。这种新式学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中、阿文并授，造就“经书两通”的新阿洪、新师资，除讲授阿拉伯文与伊斯兰典籍外，同时讲授汉语、中国文化名著、史地和算术等课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25年马松亭、唐柯三等创办的济南成达师范学校，后迁往北平，该校以培养现代“三长”（教长、会长、校长）为目标。1928年哈德成、达浦生在上海创办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1928年周级三、李仁山在四川创办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1934年由马鸿逵在宁夏创办第一中阿学校。此外，还有宁夏云亭师范、平凉伊斯兰师范等。在新疆，原在喀什经文大学任教的阿卜杜勒·卡德尔大毛拉(?-1934)也在喀什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还亲自编写教材。另一类为实施普通教育的新式学校，如山西晋城崇实中学、宁夏蒙回学校、北平西北公学、杭州穆兴中学、昆明明德中学、邵阳偕进中学、北平新月女中、西宁昆仑中学等。此外，各地还有一些自办的私立中学。回民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穆斯林知识青年，有的成为各种伊斯兰报刊的积极创办者，而更多的人成为伊斯兰报刊的热心读者。同时，回民新式教育的各种消息动态，也不时成为当时伊斯兰报刊的重点报道内容。

      为了到国外伊斯兰教国家的著名学府去深造阿拉伯文和宗教理论，并加强与海外穆斯林之间的联系，从1920年代开始，留学之风渐盛。1921年王静斋进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马宏道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此后，除个人留学外（如王曾善自费到土耳其、海维谅自费赴印度留学），自1931年始，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开始成批接受由学校资助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到1938年止，从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云南明德中学先后派出六届46名学生前往进修。在这些留学生中，后来涌现出马坚、纳忠、纳训、张秉铎、定中明、林兴华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伊斯兰学者，如1931年马坚（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纳忠、林仲明、张有成（3人均为明德中学）前往爱资哈尔大学，由云南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护送前往并留埃及监护。1932年北平成达师范的韩宏魁、王世明、金殿贵、马金鹏、张秉铎等5人，在代校长马松亭、教师赵振武等3人的护送下又前往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抵埃及后，马松亭觐见了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历陈东西文化沟通之需要，及中埃两国王应负此沟通之任，极蒙埃王嘉许，当允尽量收容中国学生，且许派教授二员来北平担任该校教授，自是而后，中西文化之沟通乃益进展”[4]。赵振武回国后用日记体发表《西行日记》一书，共15万字，记载了此次护送过程，并介绍了阿拉伯国家的风土人情。该书部分章节曾在《月华》第5卷1-15期上先行发表，后来全书由成达师范出版部于1933年8月31日出版发行，成为当时穆斯林的热门读物。1933年爱资哈尔大学成立中国学生部，沙儒诚被任命为部长。1934年，云南明德中学纳训、马俊武、林兴华和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的金子常、定中明、胡恩钧、林风梧、马有连等5人又一齐赴爱大留学。另外，原来在印度学习的海维谅亦由勒克瑙辗转来到爱大。于是，当年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穆斯林已达20人之多。庞土谦是最后一届，即1938年赴埃及的。他1946年回国后，将归程航船上所写的日记和回忆撰成《埃及九年》一书，约20万字，部分内容曾在《月华》上发表，1951年由月华文化服务社出版。该书记述了中国穆斯林留埃学生的沿革、学习安排、生活情况及社会活动，与《西行日记》一书一样，是迄今为止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这些留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情况，一直受到国内穆斯林的关心，因此有关记述他们活动的文章，成为当时伊斯兰报刊的热门话题。此外，这些留学生们也十分关心国内形势的发展，他们将自己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关心和专业学习心得写成一系列文章，曾给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伊斯兰报刊提供了大量的稿件。有些留学生归国后，成为一些伊斯兰报刊的重要编撰力量，如马坚担任过《云南清真铎报》的编辑，马金鹏、韩宏魁、庞士谦等都担任过《月华》的编辑。
由于民国政府从立法上承认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使伊斯兰教获得了公开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过去封建帝制时代不可思议的伊斯兰群众组织与学术团体，在民国政体下获得新生与发展，从而使穆斯林第一次以团体组织的名义介入社会与政治生活，这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也标志着各族穆斯林的政治觉醒。而各种背景、构成、规模不一的学术文化团体的出现，则反映出伊斯兰学术研究在经历了清末长期桎梏之后，在新政体下的勃勃生机，从而构成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从辛亥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前夕，以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为主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种穆斯林社团，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穆斯林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平等和进步，加强国内穆斯林团结，推动教育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愿望。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

      1.文化团体。如1912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回教俱进会”，以“联合国内回民，发扬回教教义，提高回民知识，增进回民福利”为宗旨。到1936年，在各省先后成立200多个支、分部，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穆斯林社团。1928年8月由白崇禧、马福祥等组建但活动范围未出北京的“中国回民公会”（有时亦称“北京市回民公会”），其宗旨为“兴办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维护回民合法权益”。又如1934年马天英、傅统先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回教文化协会”和1935年8月在乌鲁木齐成立的“新疆回族促进会”。

      2.学术团体。如1917年在北京成立的“清真学社”，其宗旨为“阐明教理，研究学术”。1925年6月成立的“中国回教学会”以提倡回民教育，研究伊斯兰教，开展中外伊斯兰文化交流为宗旨，曾创办《中国回教学会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