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宗教团体。如1912年5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华民国回教联合会”，1919年6月成立的“天津回教联合会”，1922年成立于香港的“中华回教博爱社”。1929年10月由哈少夫等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回教公会”也属于这类性质，其宗旨为：“联络国内穆斯林情谊，共谋回民公益事业，团结全国穆斯林，辅助国家。”

      4.教育团体。如1906年童琮发起组织成立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1907年留日穆斯林学生成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1913年由马邻翼等在兰州倡设的旨在促进回民教育的“兰州回教劝学所”（1918年改名为“兰州回教教育促进会”，后又扩大成为“甘肃全省回教教育促进会”）。1920年在湖南成立的“常德回教教育辅助会”，1922年5月由马麒等人在青海成立的“宁海回教促进会”（1929年改名为“青海回教促进会”）及1933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等。

      5.青年与妇女团体。1925年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回教青年会”，1929年6月在北平成立的“伊斯兰学友会”（于1933年改名为“中国回族青年会”），在其影响下，1931年，王曾善等人联络回族青年知识分子在南京成立“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宗旨为“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教务，服务社会”，并创办会刊《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会报》。此外，1936年6月，上海回族女青年何文玉等为“联络回族妇女，阐扬回教教义”，成立了“上海伊斯兰妇女协会”，同时，发行《伊斯兰妇女》杂志。

      6.慈善团体。如“广东回教慎终会”等。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民族歧视导致的侮教案件不断发生，当时的各种穆斯林社团曾作为团结各族穆斯林的中坚力量，为反对民族压迫、维护穆斯林的正当权益起到了组织和领导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在郑州发起、1938年5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迁重庆后于1939年7月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2年底又改名“中国回教协会”，曾积极组织抗日宣传，推动回民教育，开展国民外交，武装回民直接参加抗战，并在全国20多个省市先后设立了分会，在县、乡（镇）普遍设立了支、区会。上述穆斯林社团除了直接创办各种伊斯兰报刊外，它们的活动消息和学术研究成果，也是各种伊斯兰报刊的重要素材。

      开放活跃的伊斯兰教学术研究。首先，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伊斯兰哲学和宗教义理方面发表的重要著作颇多，如杨仲明的《四教要括》、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马君图的《清真要言》和《清真要义》、张斋真和李文澜的《宗教正基》、刘守信的《万化正宗》、达浦生与哈德成的《播音》、刘耀藜的《伊斯兰之理智研究》等。在马福祥倡导赞助下，20-30年代还对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著译《正教真诠》、《希真正答》、《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昭元秘诀》、《天方道程启径浅说》等一批经书进行搜集，由中华书局等重新刊印发行。其次，民国时期对中国伊斯兰教教史的研究开始形成高潮。如1935年出版了金吉堂著的《中国回教史研究》、1939年出版了马良骏著的《考证回教历史》。此外，非穆斯林学者陈垣1927年发表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5]。1926年陈汉章先生在《史学与地学》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回教史》。再次，在翻译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方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如王静斋译世界名著《真境花园》、编撰了《中阿新字典》，李廷相译《圣谕详解》40章、《天方大化历史》、《天方战克录》、《天方奇异劝善录》、《天方奇观》（即《卜合提雅勒传》），杨仲明编译语法学著作《中阿初婚》、《教心经注》、《亥帖译音》、《亥帖注释》，马坚译《回教真相》、《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回教教育史》，庞士谦译《回教法学史》，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林兴智译《回教继承法与其它继承法之比较》。上述研究性专著与译著的篇章，有不少曾在各种伊斯兰报刊上转载过，各伊斯兰报刊还刊登了许多有关书评或书讯。

　　三
      民国时期，中国人民虽然在制度上摆脱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固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压在广大中国人民头上。严酷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使各种伊斯兰报刊举步维艰，难以长期生存；另一方面则唤醒了穆斯林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去揭露黑暗现象，呼唤社会正义。不少伊斯兰报刊设有国内与国外回教动态专栏，有的还设立时事评论专栏。因此，当时国内外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穆斯林的遭遇与感受，很快成为许多伊斯兰报刊报道与讨论的话题，伊斯兰报刊成为抒发民族情感的重要阵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目标不但指向华北，还企图囊括绥远、山西、山东，而且认为吞并整个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广大穆斯林从日军进入东北的暴行和国民党步步屈服的政策中预感到国难当头，于是很快与全国人民一起开始了抗日爱国宣传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利用报刊舆论，表达抗日决心和爱国觉悟。以警醒民众觉悟为宗旨的北京宣内回回营民铎中学抗日救国会创办之《醒民》杂志，虽然办刊时间不长，却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大胆地说出了穆斯林的心声，先后发表了《抗日的决心及觉悟》、《失东三省的责任哪个顶》、《不抵抗主义与亡国主义》、《谈一谈南京惨死的学生》等一系列抗日爱国、反对国民党当局屈辱退让的檄文。在北平牛街创办的《正道》杂志1931年10月第1卷第6号亦刊出松园《日本暴占辽宁一谈》的文章。同时，在穆斯林文化界颇有声望的《月华》杂志于1931年6月15日出版的3卷17期上刊载了《日人惨害教胞续志》和《对辽阳日人刑杀教胞米双祯君事后感》。“九一八”事变不久，该刊1931年9月25日出版的3卷27期发表《国难方殷，同胞速起》的评论。《月华》1932年1月25日出版的4卷7期又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人应有的呼声》，文章写道：“中国自东北事变以后，已至国人存亡立决心之时，我们为伸张正义，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能不协力灭此惨害人类的倭奴，倭奴灭，则东亚和平可望，世界和平可望。”“在中国现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我男女教友，都望持一种勇敢奋起的精神，为爱正义，爱国家，爱宗教，而从事于援救国难的工作，至于办法，如抵制日货，筹集款项，军事训练。我伊斯兰人应及早起来挽救这大好的东亚土地，保护中华古国的荣光。”由东北流亡穆斯林青年创办的《伊斯兰青年》1933年4月第3期复刊专号上刊载了马一勤的《东北人还往哪里去？》，第4期和第5期连载了鹤天的《抗日归来》，1936年该刊第4期刊登了叶锷《日本毒化华北之透视》，第9期和第10期连载张锦荣《暴日铁蹄下的东北农村》。以传播成达师范校内文化信息为宗旨的《成师校刊》，在1936年8月31日3卷24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世界伊斯兰教现状的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回教民族的新阴谋。至“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更加引起回族有识之士的警觉。如1935年12月在南京晓庄出版的《突崛》第11-12期合刊《突崛论坛》上，登载的《敬告华北回族同胞》一文指出：“自唐沽协定后，华北局势即已转变，荆棘载道，疮痍遍呈，奸人为祸，傀儡作祟。”呼吁“华北教胞，亟应辨敌人之真面目，努力于环境之对抗”，“辨明是非”，“宜有牺牲精神，效命于国家尽忠于宗教”。1937年4月出版的《突崛》4卷3-4期合刊登载了《日本侵略新疆之透视》一文，揭露日寇觊觎我国边疆的狼子野心。1937年初在南京出版的《晨熹》3卷1期上，也分别刊载了《由绥远抗战谈到回教徒之救亡责任》、《国难严重期中回教徒应有的认识》等爱国鼓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