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日战争前20年，中国伊斯兰报刊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开放活跃的伊斯兰教事务为伊斯兰报刊在风格上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提供了保障，蓬勃兴起的回族新文化运动充实丰富了这一时期伊斯兰报刊的内容，交困动荡的社会现状使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报刊成为抒发民族情感的重要阵地，是时代造就了它的繁荣丰硕，并让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摘 要 题】伊斯兰教研究

     【关 键 词】伊斯兰报刊/繁荣/丰富/社会动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报刊业的发展阶段，也是新中国成立前伊斯兰报刊最繁荣兴旺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自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创办的伊斯兰报刊达80余种[1]。这些报刊的踊跃问世，有着多方面社会因素。
　　一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宗教事务的发展，对扩大伊斯兰报道的内容，扩大作者与读者队伍，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宗教事务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刊载《古兰经》的汉译及对《圣训》和穆罕默德事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是众多伊斯兰报刊民族特色的标志。长期以来，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古兰经》意义深奥，译成非阿拉伯文不能表达原意，也不能显示其修辞和宣读效果；也有学者认为，既然伊斯兰教的使命是针对全世界的，就应译成各族穆斯林都能理解的文字，以便让更多的人诵读。民国初年，随着各族穆斯林宗教生活的活跃，以及当时社会对人类传统文化的探索比较时尚，翻译汉文全译本《古兰经》遂成为社会的需求。1924年牛街清真书报社印行了李廷相注释疏引的《天经译解》，仅包括《古兰经》的第一章及第二章的前五节。为了满足中国穆斯林直接阅读了解伊斯兰教经典的长期愿望，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回族和汉族学者先后推出了多部《古兰经》汉泽全书。1927年，铁铮根据坂本健一的日译本译出《古兰经》（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1931年姬觉弥等根据英、日译本转译成文言体的《汉译古兰经》（上海爱俪园广仓学窘出版）。由我国穆斯林翻译的第一部汉文通译本，是王静斋从阿拉伯文直译的文言体《古兰经译解》（1932年北平回教俱进会出版）。后来，他又于1942年在宁夏用伊斯兰经堂语石印了60部《古兰经译解》。1910年，玉素甫大毛拉在塔城肉孜阿洪的倡议和支持下，用维吾尔语进行选择和注释的《古兰经》，名曰《古兰经译注》，民国年间在新疆印行传播。

     《圣训》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阐释《古兰经》文和实践伊斯兰教理的言行录，民国以前《圣训》的片段虽陆续散见于一些伊斯兰汉文著译中，但没有单行本问世。同时，对穆罕默德生平事迹的研究，除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外，也再未见有其他著作。民国时期上述情况有了明显改变。1923年，李廷相将关于穆罕默德40段训诫的注解本汉译成40篇，分上、下两卷，以《圣谕详解》为书名印行。1926年8月，在上海初版印行的《穆罕默德言行录》，正文由29个短篇组成，以专题介绍的方式赞扬了穆罕默德的品格。该书还以《至圣先知言行录》的题名在东南沿海印行流传。1932年，北平清真书报社印行了收有23段有关穆罕默德圣迹故事的《穆圣的感应》。1936年6月，中华书局初版发行了由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编印的《至圣穆罕默德的默示》。上述《古兰经》汉文、维吾尔文译本的出版传播，以及对《圣训》和穆罕默德事迹研究的深入与扩大，既满足了民国时期各族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求，也为一度兴起的穆斯林历史与文化研究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为抗战前伊斯兰报刊的繁荣输送了丰富的稿源。

     2.引人注目的集体朝觐活动，为伊斯兰报刊增添特色。民国时期，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明显增多。除了大部分新疆穆斯林仍按传统从巴基斯坦、中亚等地转道阿拉伯或地中海坐船赴麦加外，中国内地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穆斯林都取道上海前往麦加履行朝觐功课。据1933年《月华》5卷17期统计，1923-1933年间，中国内地穆斯林共有733人通过上海前去朝觐。其中1923年为49人，1924年为88人，1929年为93人，1930年为92人，1931年为160人。上述人数不包括每年多达千名、通过中亚各国前往朝觐的新疆各族穆斯林。这就使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回族穆斯林朝觐人数的最高峰，且朝觐方式也由从前的个人行为变为集中组织。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在抗战爆发前为组织回族穆斯林集体朝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使内陆地区的穆斯林实现由海路朝觐的愿望，小桃园清真寺不仅在寺内设有可容100多名哈吉的30间房屋，且派有专人代为办理出国护照签证、购买船票、兑换外币等手续。小桃园清真寺的创建者金子云又与英商蓝烟囱轮船公司谈妥，每年为中国哈吉特放专轮，从上海直达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朝觐人数的增多，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虽然仍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但因其独特的礼仪和明显的涉外性质，每年一度的朝觐消息不仅成为穆斯林关注的大事，也成为各族民众之间沟通往来、增加了解的社会新闻，开始经常出现于各种报刊之上。当时的伊斯兰报刊是报道中国穆斯林朝觐情况的主要新闻媒体，它们介绍的朝觐内容，包括消息、评论、照片、专访、诗作、日记，还有统计资料和见闻连载。

     3.对各地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的调查和伊斯兰文物碑记的研究更凸显伊斯兰报刊之特色。由于当局在宗教政策上持相对宽松的政策，随着穆斯林总人口的增长，清真寺的数目在不少省市有所增加。如北平在清代建有清真寺32座，后据报道（《正道》杂志创刊号），到1931年，已增加到34座，并大都在清真寺内附设清真小学。上海在清代有3座清真寺，1917年始建回教堂，1925年改建为具有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小桃园清真寺。此外，上海还在1922年、1935年、1947年先后建起了沪西、浦东和沪东景致、星路清真寺。在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宁夏，抗战前也增添了一批新清真寺，并对若干旧寺进行了修缮。其中仅在银川地区较有影响的就有：1915年南关寺迁城内原址重修；1918年建北塔清真寺；1925年建通贵道堂清真寺；1931年在宗睦巷修建中大寺。占地3亩的宁夏吴忠清真寺也于1925年建成。新疆乌鲁木齐二道桥南大寺于1919年建成。自30年代起，一些伊斯兰刊物就开始对国内清真寺进行系统调查，并对部分历史悠久的清真寺文物如碑记等进行介绍和研究。如1932-1933年间，《月华》陆续刊载由唐振之等汇辑的《全国清真寺调查表》，统计出安徽省的35个县共有清真寺168座，广西的9个县有26座，察哈尔省的11个县有59座，绥远省的13个县有38座，江西省的4个市县镇有7座，河南省的55个市县有355座。又据1941-1942年《突崛》杂志7卷5-10期、8卷1-4期及7-8期，由汪沛汇辑的《中国清真寺址调查表》统计，当时宁夏省有清真寺162座，湖南有清真寺58座，广西省有29座，贵州省有23座，云南省有13座，四川省有41座，西康省有13座，山东省有33座，青海省有163座，甘肃省有42座。虽然上述两种统计都很不完善，但伊斯兰报刊所进行的这些统计仍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宗教活动情况，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此外，一些伊斯兰报刊展开的对重要清真寺历史、碑记及文物的调查研究，如《正道》杂志1930年1卷2号发表的子喻《北平德胜门外马甸清真寺的调查》等，都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4.主张用汉文宣扬教义的新教派形成，为伊斯兰报刊提供了稿源和读者群。明末清初，中国回族等族伊斯兰教经历了第一次教派分化，在传统的格底目教派之外，产生了虎夫耶、哲赫忍耶、嘎的忍耶、库布忍耶这4个苏非主义门宦。清末民初，回族等族的伊斯兰教又经历了第二次教派分化运动，伊赫瓦尼教派的兴起曾被人视为回族等族穆斯林中的维新运动。30年代初，伊赫瓦尼教派在宁夏得以立足，到40年代后期，伊赫瓦尼在甘宁青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占居主导地位，并在全国其他地方回族穆斯林中得到了广泛传播。伊赫瓦尼派在经堂教育中提倡中、阿文并重，积极培养阿、汉文兼通的宗教人才，主张利用汉文宣传教义，为伊斯兰报刊提供了广泛的稿源，且形成相当规模的读者群。20世纪初，在甘肃临潭一带形成的“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教派，其教众重视经济发展，提倡儿童入学读书，不仅自己创办有男、女小学各一处，还选拔学习好的子弟到外地上中学、大学。西道堂的成就受到了范长江、顾颉刚等人的关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专门写了“杨土司与西道堂”一节，指出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的必要”。因此，也引起《回教青年月报》等伊斯兰报刊的兴趣，曾刊文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