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国家复兴的活力

　　利比亚

      哦，你们人民，撕碎所有进口的书籍吧，因为它们不能阐明阿拉伯文化遗产、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和进步的价值。 ——卡扎菲 用这些攻击性的言辞，卡扎菲宣布了他的范围广泛的文化革命，一种植根于利比亚的阿拉伯文化遗产和伊斯兰教信仰的本地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在穆斯林世界，极少数的领导人能够像卡扎菲在70年代和80年代那样引起西方的注意，能够以更刺耳的音调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象征。早在霍梅尼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口号提出以前，利比亚国内张贴的标语口号就把卡扎菲夺取政权的9月1日(法特海)指称为革命日，宣布“法特海是一场伊斯兰革命”。 利比亚的现代发展深深地受到两个事件的影响。1959年在那里发现了石油，于是这个有1百万居民的穷国，这个在经济上一直依赖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在10年内成为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石油生产者。像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夺取政权的类似的革命运动一样，利比亚政变的合理根据是由于一个受西方影响的君主制政权的失败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在卡扎菲的领导下，3种互相联系的思想被编织到利比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中、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 卡扎菲对伊斯兰教的诉求，受到他个人的虔诚及其国家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影响。“伊斯兰曾经是并仍将是利比亚社会的基本粘合剂。作为忠诚和认同的基本单位，宗教在控制和动员群众方面历来是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的一种政治象征。”在1969年执掌权力以后不久，卡扎菲转向了伊斯兰，以便增强他的以及利比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同时也为了传播他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 卡扎菲废黜了伊德里斯国王的君主制，其统治权利曾经是伊斯兰教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源自19世纪伊斯兰复兴运动领导人伊本·赛奴西的身世，他曾在利比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因此，人们对这一事实并不感到惊奇：推翻国王的卡扎菲及其青年军官集团发现用伊斯兰教来确证自己的行为，即使不是必需的，也必定是有用的。卡扎菲早期的声明把他的新政府置身在一条从伊斯兰教取得合法性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上：“一种源自真正的伊斯兰的宗教和崇高的圣书的社会主义。” 在70年代，卡扎菲引进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重新肯定了利比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从而用伊斯兰教来支撑利比亚的民族意识形态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强调把他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把阿拉伯和穆斯林的统一的跟本信仰融为一体。利比亚的欧洲(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基督教的殖民主义的过去和象征被压制下去或被取而代之。基督教堂被关闭；传教活动遭到禁止；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基地被关闭。阿拉伯语被重新确定为官方语言；阿拉伯的名字和街头上的标记代替了西方的名字和标记。伊斯兰教法禁止酒精销售、夜总会和赌博；伊斯兰宣教会被建立起来，以便在国内外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刑罚(胡杜德，真主的“限制”)被重新引进：偷窃者断手，私通和通奸者处以石块击毙。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尽管利比亚政府和西方报刊大造声势，伊斯兰教法事实上仍然处于利比亚社会的边缘。 在70年代的下半叶，卡扎菲公布了他的重大计划，一种对社会的乌托邦构想——绿皮书。它的书名经过精心构思，使人联想到它的伊斯兰的和普遍性的主张。穆斯林们相信，他们的天书《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和引导穆斯林社会的源泉。他们承认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是“有经人”(即获得上帝启示的人)。中国入有他们自己的红宝书——毛泽东对第三世界革命的思想指导。由于绿色与先知穆罕默德相联系，“绿皮书”可以理解为伊斯兰的替代和第三世界的一种选择。同样地，如同中国有红卫兵一样，卡菲也有一个绿色革命卫队以实施他的文化革命。 绿皮书由内容互相联系的3本小册子组成：《民主问题的解示方案》(1975)、《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1977年)和《世界第三理论的社会基础》(1979年)。这部书作为课本在学校里教授，成为所有利比亚公民必读的读物，并通过无数的墙报广为宣传，这些墙报似乎成为利比亚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卡扎菲对阿拉伯世界苦难的估价划定了传统伊斯兰教复兴主义的基本范畴。绿皮书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当代伊斯兰思想的许多共同性的主题作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主题包括：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作为穆斯林软弱和丧失特性的根源的对西方的依附；以剥削和腐败为特征的社会非正义；为恢复阿拉伯、穆斯林的权力和伟大而回归伊斯兰；以及卡扎菲牌号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或社会正义。卡扎菲呼唤回归伊斯兰，以便为人类提供一种广泛的引导：“我们必须把《古兰经》看作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焦点，因为《古兰经》是完美的；它是光明，其中有人类各种问题的答案——从个人身份问题——到国际问题。” 绿皮书预示了一种普遍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到来，即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以创建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对两大现代选择，即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替代。尽管开始时曾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绿皮书的基础，但它的最后两卷省略了对伊斯兰教的引用。卡扎菲的雄心壮志更加广阔。首先，绿皮书是想作为利比亚社会的蓝图，进而作为第三世界的楷模。其次，卡扎菲的革命目标是创建一个以绿皮书为引导的新的民众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绿皮书是人类解放的指南。绿皮书是福音，新福音，是新时代的，大众时代的福音。” 卡扎菲的世界新福音只是他早期实施他自己版本的社会主义这一决心的一种扩展，这种社会主义明显不同于广泛流行的外来的意识形态，而建立在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两根支柱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社会主义既是阿拉伯的又是伊斯兰的。我们站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途上—我们的社会主义直接来源于阿拉伯世界的需要和要求，来源于它的文化遗产和社会需要。它包括一种社会正义，这种社会正义意味着充分的产品和公正的分配。这些原则将在伊斯兰宗教，特别是在天课法规中找到。 卡扎菲于70年代实施他对社会的观点，创建了一个大众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众国。利比亚的新的民众特性和意识形态，于1977年3月被制度化，当时取代卡扎菲的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总人民代表大会，将利比亚的国名由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易名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卡扎菲辞去总统职务，成为革命的哲学家、意识形态专家。将民众的意识形态声明与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实验相结合，卡扎菲着手开展了一场文化革命。不过，这场革命并非以《古兰经》的真主启示或先知的榜样为基础，而是以反对崇拜偶像的卡扎菲思想为基础。 利比亚的民众国将成为一个人民的国家。利比亚变成一个非中央集权的，由人民委员会参与的政府，人民委员会控制政府的职位、学校、传媒和许多公司。卡扎菲鼓励人民委员会接管利比亚的使馆和清真寺。 绿皮书的经济政策包括：废除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废除工资和租金，赞同由工人控制和参与生产资料的管理。新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实施始自1978年。利比亚人被限定拥有一所房屋或一套公寓，以解决住房危机。私人零售商业完全被废除。鼓励工人抢占他们自己的工厂，并鼓励在利比亚全国的公共公司实行自我管理方案，因为工人在一夜之间成为这场工人革命中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