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国家复兴的活力

　伊斯兰、民主和恢复军事统治　　尼迈里于1985年4月5日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过渡的军政府于1986年恢复了民主，一个以萨迪克·马赫迪为总理的平民政府被选举出来，议会得以重建。伊斯兰和沙里亚的作用问题仍然是苏丹政治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萨迪克本人与尼迈里的伊斯兰化方案的过激做法保持距离，但他从来无力解决伊斯兰教法问题，这一问题仍然是南部的叛乱者们与北部的政府之间争论的焦点。加之，萨迪克·马赫迪对美国采取了一种更加独立的立场，与伊朗与利比亚举行会议。经过3年的民主政治之后，他的缺乏效力的政府被欧麦尔·巴希尔将军的军政权所更迭，后者于1989年6月夺取权力。 就在这次政变以后不久，巴希尔的军政府停止了议会和所有政党的活动；监禁了主要宗教政党的领导人，包括萨迪克·马赫迪和哈桑·图拉比；保证政府要恢复政治稳定，消除宗派政治，冻结伊斯兰教法的实施。然而，伊斯兰教法问题再次证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拒绝了巴希尔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实施伊斯兰教法问题的决定，认为北部穆斯林的多数会因 此而被置于某种似乎是投票反对伊斯兰教的立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1989年后期曾企图通过巴希尔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的谈判求得一项解决办法，也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法问题而遭到失败。 尽管在其初期曾予以否认，苏丹新政权证明即使不是在组织上也是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全国伊斯兰阵线或穆斯林兄弟会的强烈影响。②阵线的成员和同情者们在政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促进了苏丹社会的进一步极化。尽管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坚持一个世俗的国家，巴希尔仍然在1990年12月31日应允实施伊斯兰教法。全国伊斯兰阵线对它的反对者进行审讯乃至拷打折磨的故事不胜枚举。与此同时，巴希尔迅速地粉碎了来自专业协会的对军政权的任何和所有的对抗行动。危机的严重性在一位长期研究苏丹问题的学者的观察中得到反映： 苏丹的形势是一种多重危机的形势。缺乏效力的统治传统，不论是文官政府还是军政府统治，是令人恐怖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可能已经从谁将统治苏丹变成苏丹是否能够在任何富有意义的流行样式下生存下来的问题……苏丹的军事领导人需要变得更加灵活，以便使苏丹避免再度重新陷入古老的怪圈，或沦入无政府状态。 在过去的20年间，苏丹人民经历了两届军事独裁和一届民主选举的政府。政府和反对党，专制和民主，都曾经以伊斯兰的名义取得合法性。埃及我是哈利德·伊斯兰布里。我杀死了法老，我不怕死——哈利德·伊斯兰布里中尉。 以上是一个暗杀者的言辞，他在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动中，于伊朗革命之后，开枪杀死了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这一事件戏剧性地引起世界对埃及的激进的伊斯兰的注意。像伊朗一样，埃及长期以来一向被看作是属于最现代的穆斯林国家中的一员在阿拉伯世界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和宗教上的领袖-它普为以西方的和世俗的为主导方向的现代化提供了一张晴雨表战斗的伊斯兰看似突然的爆发，与现代的希望和价值啕成强烈帆反差今天埃及提供了一个关于伊斯兰教对社会经济发展多种不同的复杂的冲击的突出例证。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伊斯兰教一向是埃及政治场景的一部分，被政府及其反对派所利用。埃及在它的地位主政者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和胡斯尼·穆巴拉克的统治下，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摇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