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国家复兴的活力

　“卡扎菲的伊斯兰”　　尽管西方传媒兴致勃勃地谈论利比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并把卡扎菲所做的或威胁要做的许多事情贴上伊斯兰的标签，诸如伊斯兰法、伊斯兰炸弹、伊斯兰恐怖主义等等，然而许多穆斯林却越来越被卡扎菲所激怒。卡扎菲要求伊斯兰教服从他的兴趣和革命意识形态，利用伊斯兰教来输出他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招致国内外的穆斯林对他对伊斯兰教的非正统的解释的谴责。界定伊斯兰教的是卡扎菲，而不是伊斯兰学者(乌里玛)。尽管他利用伊斯兰教来使阿拉伯社会主义和他的激进的民众国家合法化，但他决不容忍任何替代性的伊斯兰的声音和观点。他谴责乌里玛为“反动分子”，拒绝他们作为伊斯兰教监护人的权威角色，并寻求改革千百年来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解释：“由于穆斯林们已经偏离了伊斯兰教，复习是必不可少的。利比亚革命是纠正伊斯兰教的一场革命，以便正确地解释伊斯兰，净化伊斯兰的反动实践，即那些穿着非伊斯兰的、倒退的服装的实践。” 卡扎菲保留了所有的有知识的穆斯林(不只是传统的宗教领导阶层)解释伊斯兰教的权利，这为他自由地和综合地重新解释伊斯兰教提供了合理的根据。卡扎菲创造了他的批评者所认为的一种激进的伊斯兰，它拒绝伊斯兰传统的关键方面，以便为利比亚的民众国家和他的世界第三理论提供支持。 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是，卡扎菲的利比亚并非一个同僵化的从字面上回归伊斯兰教相联系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卡扎菲牌号的伊斯兰是高度革新的，在许多穆斯林看来，是一种近乎异端的激进的修正主义。卡扎菲对伊斯兰教所作的革新式的诠释的主要例子，涉及到伊斯兰教法——沙里亚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传统上公认的伊斯兰国家的标准是穆斯林统治者公开承认沙里亚。而卡扎菲却把伊斯兰教法撇在一边。绿皮书代替了沙里亚的传统的、包容一切的地位。《古兰经》和绿皮书成为利比亚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卡扎菲认为绿皮书根源于《古兰经》。然而，《古兰经》被限定在私人生活领域(遵守诸如礼拜、斋戒、—天课等宗教礼仪制度)，而制约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则是绿皮书而不是伊斯兰教法。 卡扎菲还大胆地否定了许多圣训(穆罕默德的典型实践)的真实性和约束力，改变了穆斯林教历的起始日期，宣布到麦加朝觐并非义务性的，还把完纳天课(扎卡特Zakat)等同于社会保险。此外，不同于传统做法，卡扎菲认为这一什一税(即天课)可以是可变税率的，而不是一种固定税(2．5％)。 卡扎菲对宗教权威的篡夺以及他对伊斯兰教的诠释，使他自已走上了一条与宗教领袖们相背离的道路，后者愤恨他对他们的权或和利益的攻击，以及他对伊斯兰教教义的重新诠释。伊斯兰学者们谴责卡扎菲标新立异式的诠释——他对圣训约束力的拒绝，他用绿皮书取代沙里亚的主宰地位，以及他对私有财产的废除——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对伊斯兰传统的背离。卡扎菲以一位宗教政治领袖、意识形态专家的身份来证明他的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以人民的权威的名义和伊斯兰社会正义来拒绝传统宗教领袖。人民民众委员会“受到指示‘去夺取清真寺’，以便使它们摆脱‘拜偶像的倾向’和那些被指控为在腐败的千百年间‘传播精心编造的异端故事从而曲解伊斯兰宗教的伊玛目们(宗教领袖)。” 卡扎菲的权威和合法性还受到诸如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解放组织这样的伊斯兰运动的挑战。在一个有组织的不同政见者被看作是极端危险的国家，一个利用伊斯兰教来增强其合法性的政权不仅面临着来自宗教既定权力机构内部的以伊斯兰教为名义的反对派，而且面临着来自伊斯兰运动的反对派。这些行动主义者们同卡扎菲一样，批评宗教既定权力机构是变革的障碍，但把卡扎菲看作是一位军方的机会主义者，他为了自己的目的操纵和歪曲伊斯兰教。反过来卡扎菲则把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在埃及和邻国苏丹强有力的宗教政治运动，看作是一个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目标和组织(反社会主义的、泛伊斯兰的和等级森严的)是对他的民众的、社会主义的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观点的一种威胁，活跃于约旦、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伊斯兰解放组织，已经渗透到军队，并卷入到1983年和1984年的政变图谋之中。u)关于好战的伊斯兰反对派的报告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一直没有中断。称之为圣战组织和真主党的成员们于1987年被处决。穆斯林学生的行动主义在1989年变得更加明显，有为数更多的妇女在校园内围着盖头，的黎波里的法塔赫大学发生了被归咎为穆斯林兄弟会策动的学生示威，清真寺里重新恢复了政治讨论。1989年秋季，伊斯兰好斗分子们参加了与治安部队的流血对峙，被卡扎菲谴责为“癌瘤”、黑色的死亡和爱滋病。一位观察家得出结论：“利比亚的伊斯兰运动完全可以构成最明确的和具有最强大的潜在力量的大众反对派。” 由于卡扎菲自诩为穆斯林世界的主要的革命领袖，伊斯兰教成为利比亚输出它的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像沙特阿拉伯一样，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把对伊斯兰团结的诉求与石油财富相结合，以促进它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作用。伊斯兰教从来不是利比亚对外政策的唯一因素，而只是它的许多因素之一，与阿拉伯主义、非洲主义和更广阔的第三世界主义相连结。而且，把漂亮的言辞与现实相分离往往证明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卡扎菲的实用主义，他的爱好夸张的癖好，以及西方传媒和美国赐予他的作为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的被放大了的形象所致。 卡扎菲的对外冒险主义产生于他的穿他心目中的英雄，那位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准备被承认为非洲和第三世界的领袖和英雄的纳赛尔的皮靴的愿望。他的好战的普世主义的观点，其早期的灵感来自他对伊斯兰教的诠释，它的扩张主义的普遍性的信，息和使命，及其与世界解放的关联。卡扎菲还向埃及的纳赛尔和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的榜样和方法学习，他们都在60年代晚期利用伊斯兰的言辞和组织竞争在穆斯林世界的领导地位。结果，只要是可行的，卡扎菲便把布教活动和宣传与革命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他的激进的政治来源于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西方特别是美国恶魔化，指责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实际上是整个第三世界)的弊端是欧洲殖民主义、美国新殖民主义和以色列国造成的。卡扎菲拒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及其价值观)，但不难同苏联和东欧结盟。 对于卡扎菲来说，在一个由西方主宰的世界上，目标是惩罚报应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利用对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和第三世界解放的意识形态诉求。利比亚资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政府、伊斯兰组织和极端组织。利比亚捐赠学校、清真寺和医院，资助经济开发项目以及绑架、爆炸和谋杀活动。卡扎菲号召毁灭以色列，就像他主张推翻沙特阿拉伯或埃及一样地容易。他支持，宣称支持，或被别人宣称支持过诸如乌干达的阿明，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这样的残暴者，以及菲律宾和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少数的解放运动，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的极端主义运动，阿布·尼达尔的激进的巴勒斯坦团体和爱尔兰共和军。 由于实施伊斯兰教法和刑事惩罚，最初利比亚被认定为一个“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国家”，因而利比亚国家发起的恐怖主义活动，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后来都被不加区别地与伊斯兰教相联系——不论扮演角色的是爱尔兰共和军，阿拉伯或巴勒斯坦组织、毛主义者，还是伊斯兰极端分子。不问一个运动的方向或真实性，只要它同利比亚相联系，就经常被等同于接受暴力的激进主义。确实，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国家政府经常在利比亚找到一个现成的、表面的理由来为反对派运动抹黑。 利比亚利用伊斯兰教来促进它在穆斯林世界活动的基本组织是伊斯兰宣教会。在1967年以后的穆斯林世界的背景之下，出自它在国内和国际上重新对伊斯兰特性和团结的强调，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于1972年建立了宣教会，作为利比亚对外政策的一条主要渠道。其目标不仅仅是在国内传播和促进伊斯兰教，而且包括在国外传播伊斯兰教，作为利比亚外交和政治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宗教出版物、传教活动、清真寺建造以及医疗和社会福利服务，是扩大利比亚政治影响的主要工具。冈比亚的一位前外交官员在回忆利比亚在非洲的影响时指出： 我们这些曾经作为来自非洲的在世界的这些地区服务的外交官们知道，相当可观的数额被花费在这些种类的冒险事业上。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或穆斯林人数较多的国家未从利比亚得到过某种财政援助，以兴建一座某种规模的清真寺。 将外交与伊斯兰宣教会的活动相结合，利比亚于70年代和80年代初与沙特阿拉伯在利用伊斯兰教上竞争，利用其手中的石油美元来扩大它从穆斯林学生团体到解放组织中间的影响。因此例如，在70年代，利比亚是菲律宾南部分离主义的摩洛民族阵线最早的和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为它的领导人提供避难所，为宗教活动和难民提供援助并提供军事和外交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两国是把马科斯政府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拉到一起的不幸的的黎波里协定的主要推动者。 里根政府对卡扎菲和利比亚的注视，以及传媒对他们所给予的过度的注意，经常把卡扎菲和他的较小的非洲国家抬高到全球的意义，以致远远超过了他的资源和能力，并掩盖了更富于弥漫性的苏联和叙利亚的恐怖主义活动。此外，利比亚作为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声誉，导致把卡扎菲和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认同，把所有的伊斯兰行动主义者与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同起来。到80年代中期，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的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国家政府已经对利比亚的外部干涉和暴力感到厌倦，如果不是予以谴责的话。利比亚作为一个鼓励革命和恐怖主义的政权的名声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对里根政府来说，卡扎菲和霍梅尼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的象征，其危险性像“邪恶帝国”一样。非洲的许多国家政府——利比亚活动的主要地区，不再把利比亚及其伊斯兰宣教会的存在看作是一个受欢迎的发展基金的来源和更大范围的伊斯兰团结。在他们的眼里，利比亚对好战的伊斯兰行动主义者和革命团体的政治支持构成对其安全的一种威胁，远远压倒了它的援助。利比亚的影响及其有效的伊斯兰输出于80年代在世界各地衰退，因为许多政府和伊斯兰组织已经对利比亚的策略产生怀疑，也因为它的石油收入已经枯竭，它同苏联的关系已经变得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