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伊斯兰：改革还是革命?失败的经历与认同感的追寻

　几次冲突！比如1967年的阿以战争、1969年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的骚乱、1971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内战和70年代中期的黎巴嫩内战，形象地说明了这些促成变革的转折点或催化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对阿拉伯世界和更为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来说，1967年是灾难之年，也是历史的转折点。在那场留驻人们记忆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取得了对阿拉伯部队迅速而有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戈兰高地、西奈、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这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的自尊心、认同感和自信心都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第三圣地耶路撒冷的丢失使得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解放从此不再被当作一个地区(阿拉伯)问题，而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事业。对于全世界的许多犹太人来说，保卫以色列义不容辞。同样，对于穆斯林来说，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解放关系到伊靳兰的团结，因为穆斯林向来认为他们属于一个超越国界的信士共同体(乌玛)。任何在穆斯林世界工作的人都能发现，以色列对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的控制及美以关系都是穆斯林热切关注并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从尼日利亚到苏丹，从巴基斯坦到马来西亚概莫能外，甚至在欧洲和美国的穆斯林中间也是如此。 1967年战争的后果是以“灾难”载人阿拉伯文献的。由于战争对自尊心、认同感和历史观的沉重打击，无论是面向西方的世俗精英还是忠诚于伊斯兰教的人都充满了幻灭感和自我反省意识。他们究竟在哪儿出了错?包括世俗阶层和面向伊斯兰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发展模式和西方盟国(他们一直支持以色列)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国家独立和现代化已有数十年历史，然而，事实却证明阿拉伯的军事力量(由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组成)不堪一击。在共同声讨西方发展模式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文化失败的同时，人们也在寻找一种更为真实可靠的社会和文化——一种对阿拉伯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更多地植根于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和价值，而较少对西方的依赖。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黎巴嫩的事例说明此种躁动和自我反省已经出现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 由于经常把伊斯兰等同于中东，我们倾向于忘记最大的穆斯林主义发展的主要舞台。在东南亚，1969年吉隆坡发生了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这标志着马来穆斯林中间正日益滋生着不满和异化。尽管马来人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然．面，在经济上落后于以繁华都市为基地的华人少数民族。于是人们指责，华人享有不相称的经济与教育优势，并对马来人的地位和认同感形成了明显的威胁。为了回应这样的指责，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种赞助性行动——像鼓励计划和配额计划，以提高马来穆斯林的生活。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就是穆斯林，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更加强调马来人的认同感、语言、价值和共同体的重要性必然会促进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增长。 1971年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的．内战改变了南亚的地图，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建立于1947年的穆斯林祖国——去了它的东部地区。东巴基斯坦的丢失和孟加拉国的成立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认同和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更确地说是失败）提出了严重的疑问。与此同时，出于经济和战略的考虑，作为世俗的社会主义者的阿里·布托总统在整个70年代日益诉诸伊斯兰教，谋求与海湾国家盛产石油的阿拉伯—穆斯林兄弟建立联系，这些国家不仅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援助，而且还雇用巴基斯坦的军人和劳工，这些人的工资成为重要的国家收入。这种向海弯的倾斜开启了一个伊斯兰教由边缘到中心的进程，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派，都竞相利用伊斯兰为其相互竞争的主张进行辩产，获取公众的支持。 在黎巴嫩，十叶派穆斯林在基督徒主导的体制中长期处于少数地位，然而人口的增长已使穆斯林成为多数，他们愈益要求更下的政治代表权和经济一社会改革，以回应人口统计的变化。伊玛目穆萨·萨德尔，一位充满个人魅力的宗教领袖，诉求十叶派的特性、历史和信条，组织和动员十叶派民众加入70年代中期二现的“被剥夺者运动”，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阿迈勒运动”。伊朗革命以后，更为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如真主党)在黎三墩涌现，他们同样关注着认同感和权力这样一些问题。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伊斯兰复兴所采用的形式可谓变幻无穷，然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是共通的：对现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感，对西方的幻想的破灭，而且经常表现为对西方的排拒；对认同感和真实性的寻求；伊斯兰教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种自足的意识形态的信念，对世俗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种有效的替代。 失败的经历所激发的认同危机使得许多人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怀疑，转而从内部寻找力量和指导。政府和精英面向伊斯兰的政策看来已经失败。随着1967年战争以及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黎巴嫩危机而来的自我反省和对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政治社会现实的批判，很快扩散到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和更加广泛的社会阶层，人们对发展的方向以及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尽管独立唤醒了希望，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数十年的生存记录却充满了对现代穆斯林国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挑战。一些特殊事件、现代性所产生的全面影响和破坏作用引发了一种危机心态，一种愈益增强的幻灭感，一种失败感。 在政治上，现代世俗民族主义已被发现是无能的。无论自由民族主义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没有兑现它们的诺言。在构建政治合法性和创造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方面，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似乎既无兴趣也不成功，他们更衷情于维持长久的专制统治。王朝统治、军人或准军人专权依然主导着穆斯林世界。政党被禁止或严加限制，选举经常被操纵，政府的议会和政治党派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而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像他们的安全一样，完全仰赖军人和秘密警察的忠诚，有的统治者则干脆依靠外国政府和多国公司的支持。 看一看每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就会发现，对腐败、对财富集中和不当分配的指责总是能得到迅速的回应。城市里的贫富分化可谓触目惊心。在那里，了了无几的富有街区和城市近郊犹如鹤立鸡群，与那些破败的寓所和四下蔓延的贫民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贫富鸿沟在阿拉伯产油国和存在大量穷人的人口大国(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之间更为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口稀少的产油国(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埃米尔国家)情况亦复如此。西方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样遭到拒绝，因为它们带来的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它们也不能消除广泛的贫穷和分配不公。资本主义被认为是特尾味利益者和新精英的制度，它建立这样的社会更多地是受到物只主义和挥霍浪费的物欲驱使，从不关心平等和社会公正；马克思主义则因其无神论而遭到人们抛弃，因为无神论击中了宗教的要害，试图以物质代替精神。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前景昏暗、美梦破碎的世界之中。在许多国家，理想主义、努力学习和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是失业和就业不足、在房短缺和缺乏政治参与，所有这些都在滋生着挫折和绝望的情绪。 在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现代化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而面向西方的精英强行推动西方化和世俗化的双重进程则使这种殖民主义遗产得以延续和长存。就像依赖西方发展模式被当作政治和军事失败的原因一样，一些穆斯林指责，正是由于对西方的盲目模仿和穆斯林社会不加鉴别的西方化导致了危及穆斯林认同的文化依赖，一些人干脆把这种情形称作“西方毒化症”。世俗的、“无用的”社会变革进程的后果被认定为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因，穆斯林家庭破裂的主要的催化剂，它还造成了人们社会行为的随意性、男女杂交和精神颓废。 不能忘记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快速社会文化变革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城市地区已经历了物质的制度性的变化，因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映照在天际的轮廓都被断定为现代的，而料定的根据则是西方的外观和侧影。现代的意味着从穿着、语言、思想到教育、行为(包括就餐方式和打招呼)和建筑、甚至家庭摆设都是西方的。城市变成了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所，现代的政府和公司以及外国顾问和投资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地区，而乡村只能感受到现代化的点滴恩泽。快速的城市化意味着大量的移民，他们来自边远的乡村和城镇。穷人过上较好生活的希望，往往被城市贫民窟的穷困现实所粉碎。于是心理和生理的不适随之发生。伴随着现代城市生活和西方文化等诸方面的冲击，人们失去了与乡镇和大家庭的联系，传统的价值观念也丧失殆尽，被抛人异化和边缘化的汪洋之中的民众把宗教当成了安全港。伊斯兰教提供了认同感、兄弟情谊和文化价值，从而抵消了由于新的环境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和文化威胁。穷人在城市中结邻而居，这些地区基本上就是现代城市中传统的贫民窟；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虽然从城市所提供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中受益，然而他们却由此经常遭受更深刻的文化冲击，因此，无论是穷人还是低收入的中产阶级都在宗教的复兴中找到了某种快意和安全感。伊斯兰组织的成员及其信息提供了一种他们更为熟悉的选择方案，这种方案与他们的经历不谋而合，判明了他们的问题，给出了永久的答案。 最后，美国人对伊斯兰教和中东充满无知与敌意，这种无知与敌意经常被人们批评为一种受到东方学和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十字军”心态，它误导了美国的政治—军事政策：支持“非伊斯兰”的伊朗国王，向以色列提供大规模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在黎巴嫩扶持没有代表性的、由基督徒控制的政府。 这些危机和失败强化了在穆斯林中广为流行的自卑感——数世纪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种产物，它留下了一份既对西方的实力、科学与技术仰慕不已，又对西方的统治、渗透与剥削深恶痛绝的遗产ujo穆斯林社会在现代的失败经历与某种伊斯兰理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理想把对伊斯兰共同体的忠诚与现世的成功连在一起，只要回忆一下过去的历史就能证明这一点：伊斯兰教曾经是主导世界的力量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