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伊斯兰与西方　　　伊斯兰神秘主义和灵性

  　鉴于伊斯兰教法在界定官方的伊斯兰教和近年来致力于政治伊斯兰的倾向方面有着无可争议的作用，因此人们很容易轻视伊斯兰教丰富的神秘主义和唯灵论传统(苏菲主义)——正是这种传统滋养了穆斯林的生命，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大半个世界的有效扩张。刻板的法律传统及其特别的指导原则和惩罚措施总是与某种内向性的探寻和道路相伴随，法律的字面被对伊斯兰信仰和信条的内在精神和核心的强调所抵消。 开始，苏菲主义是一种改革运动。对于一些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征服所带来的荣耀和财富、阿拉比亚相对简朴的生活向大马士革宫庭生活的转变，威胁着穆斯林公社质朴的信仰与道德结构，人的王国，由于其对今世的关注，似乎压倒和掩盖了神的王国，而真主的王国才是穆斯林生活的真正焦点和中心。在苏菲主义者的眼中，伊斯兰的辉煌已经成为伊斯兰的陷井，他们号召重新关注来世的真实而不是今世的欢愉和报酬，他们宣扬过简朴生活的信息，远离现世的物欲。一种强调热爱真主的唯灵论特质被加之于这种早期的苦行。苏菲主义提供了一种动人情感的、虔诚的真主之道，对于更为墨守成法、拘泥经文的方法来说，它那种对真主的无私的热爱和奉献是一种补充。有时则是一种挑战。因此，作为一个好穆斯林，他不仅要通过遵守法律采顺从真主的意志，而且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纪念有时甚至是唱歌和跳舞来努力拉近与真主的距离，体验真主的存在。 苦行主义与献身精神的结合使苏菲主义从相对狭小的城市精英运动变成了基础广阔的民众运动，苏菲教团对所有的社会阶级和不同教育背景的人都产生了吸引力。一群苏菲聚集在一个精神领袖或长老(辟尔或谢赫)周围，组成了兄弟会或教团。从12世纪到14世纪，苏菲兄弟会从自发的协会变成了有组织的教团，它的国际中心网络遍及整个穆斯林世界：他们是伟大的传教士，促进了伊斯兰教的有效传播。在非洲和东南亚，伊斯兰教的最早传播者是苏菲兄弟会和商人，而不是伊斯兰的军队。苏菲主义所带来的伊斯兰信息，其神秘信条和实践证明对许多人都产生了吸引力，并对当地的宗教传统和习惯洞开联系之门。官方的伊斯兰往往强调对法律条文的严格遵守，而苏菲主义则呈现出一种灵活和开放地吸收与综合的替代传统。来自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印度教和佛教的外部影响都在苏菲主义中有所反映。随着苏菲主义。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它就陷入与乌里玛的官方伊斯兰教的冲突之中，乌里玛与苏菲辟尔经常为获取影响力展开竞争，乌里玛在公社的权威受到了苏菲主义流行和成功的极大挑战。伊斯兰教与西方 伊斯兰帝国的迅速崛起和扩张以及伊斯兰文明的欣欣向荣在神学和政治两个方面直接危及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像马克西姆·罗丁森所评述的，“在他们变成一个麻烦之前很久，穆斯林就是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种威胁”。 正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神学上的相似之处使双方陷入了冲突的进程之中，每一个共同体都相信，他们与神订立了契约，以实现神早已降示给前一个共同体的启示，因为它已经陷入迷途；每一方都对神的启示历史深信不疑，都确信神启和天使标志着启示和预言的终结。因此，当基督徒采取高人一等的立场，并且几乎没有因其取代犹太教的观点而陷入麻烦的时候，穆斯林关于基督教的类似态度和要求却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仅如此，它还对基督教作为上帝的唯一代表和得救的唯一方法这种独特性和神授地位构成了威胁。在基督徒看来，在最好的情形下，伊斯兰教也不过是由一个骗·人的或被误导的先知所宣扬的异端邪说，在最坏的情形下，则是对基督徒的权利和使命的直接挑战：“恐惧和无知相结合产生了一大堆传奇，其中有些谎诞不经，但所有的都是不公开的：穆斯林是一些信奉伪三位一体的偶像崇拜者，穆罕默德则是一个魔术师，他甚至曾是罗马教庭的红衣主教，在当教皇的野心受挫之后，他叛逃至阿拉比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他自己的教会。”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宣称肩负某种普遍的使命；二者都是一个基于共同信仰的跨国家的共同体，都担负着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神圣使命，都是神的领地扩张并取得辉煌胜利的载体。然而，伊斯兰教的挑战不只在神学上的布道和争论这一层面。穆斯林军队和传教士的成功使人们体验到，它似乎是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对基督教世界的生存和基础构成了挑战。尽管穆斯林起初在被征服地处于少数，然而最终他们却成为多数，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地众多的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此外，那些仍然信仰基督的人也阿拉伯化了，他们使用阿拉伯语，学习阿拉伯文化。几乎毫无例外，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反应是防守性的，但却是好战的。伊斯兰教是一个必需认真对付的危险。貌似坚不可摧的拜占莛帝国在7—8世纪陷入了被彻底荡平的危险之中。穆斯林军队还横行于波斯帝国，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席卷了北非和南欧的部分地区，直到他们统治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和从西西里到安那托利亚的广大地中海地区。当基督教的西方、教会与国冢面对伊斯兰敌人的进攻时，古代历史和神学上的亲和性就被忽视了，将对方魔鬼化、将对方斥之为野蛮人和异教徒就显得轻而易单，而理解则被抛在了一边。伊斯兰国家的非穆斯林居民 被征服地的土著都属于三个主要的有经的民族：基督教徒、犹太人和袄教徒。对于拜占庭和波斯领土上的许多已屈从外国统治的非穆斯林来说，他们并不是失去了独立，伊斯兰的统治只是意味着统治者的变换，而且，新的统治者往往更为灵活、更加宽容。现在许多人享受着更大的地方自治，缴纳的税收也更低。拜占庭人失去的阿拉伯土地把希腊—罗马统治换成了新的阿拉伯人，他们与当地的人同属于闪族人，在语言和文化上有着更为密切的亲合性。从宗教的观点看，伊斯兰教证明是一种更加宽容的宗教，它给犹太人和当地的基督徒提供了更大的宗教自由：在“外来的”基督教正统派的统治下，当地的大部分基督教会一直被当成分裂派和异教徒而受到迫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些犹大人和基督教社团实际上帮助了穆斯林军队的人侵。弗朗西斯·专得评述道： “征服几未造成毁灭：他们所进行的镇压只是为了对付帝国的竞争对手和新臣民中的宗派流血。穆斯林容忍了基督教，但是却打破了原有的状态。从此以后，基督徒的生活和礼拜仪式、他们的宗教捐款、政治和神学都变成了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无关。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斯兰教贬低基督徒的社会地位，而在此前基督徒曾将之强加给犹太人，当然有一点不同。基督徒个人身份的降低只是司法性的；它未伴之以系统的迫害，或嗜血的渴望。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但就二般而言，这种恼人的行为没有造成多少伤害。 就像穆斯林统治者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政府机构和官僚体制一样，宗教社团也得以幸存，他们可以自由履行其信仰，其内部事务按宗教法律由其宗教领袖掌管。如前文所述，宗教社团需支付人头税，以换取被赋予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他们是人们所熟知的“保护民”。伊斯兰的理想是塑造一个穆斯林统治之下的世界，在那里，偶像崇拜和异教信仰得以废除，所有的有经人都可以生活在一个由穆斯林力量引导和保护的社会之中。伊斯兰教被看成是最后的和最完美的真主的宗教，其他的人将应邀皈依伊斯兰教，这首先是通过劝告而不是通过宝剑实现的。由此，非穆斯林可以有三种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公社的正式成员；保持自己的信仰，缴纳人头税；如果拒绝伊斯兰教，也不接受“被保护”的地位，那么，战争将持续到伊斯兰统治被接受为止。十字军东征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十字军东征更能对穆斯林—基督徒的关系产生如此恒久的毁灭性影响。有两个神话充斥在西方关于十字军的观念之中：第一，基督教世界取得了胜利；第二，十字军东征只是为解放耶路撒冷而战。西方的许多人对十字军东征的实情听知甚少。确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十字军东征，他们为什么而战，战争是如何取胜的。对于穆斯林来说，十字军东征依旧刻骨铭心，在他们看来，十字军东征是好斗的基督教的最清楚的例证，是基督教西方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先兆，是基督教早期敌视伊斯兰的生动提示。如果有人把伊斯兰教当作屠杀的宗教，从古到今的穆斯林都会说这不过是西方十字军的心态和野心。因而，对于穆斯林—基督徒的关系来说，在十字军东征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如何留存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的。 十字军的名字来源于“十字架”(cross），在拉丁文里是（rux)。十字军东征是指基督教世界(法兰克人的基督教军队)反对伊斯兰教(撒拉逊人的穆斯林军队)的8次军事远征，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从11世纪一直延续到13世纪，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史上，11世纪是一个转折点。 直到1000年，西方还是一个贫穷、落后和无知的地区，它朝不保夕地保卫着自己免遭野蛮民族从海上和陆地发动的袭击，……而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教却享受着内部的和平与安宁，除了国内战争以外别无烦恼。因此，他们才能建立起辉煌的、令人难忘的城市文化。现在，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和商业(在西方)复兴，城镇和市场到处涌现，人口也在增加，艺术和科学以一种罗马帝国以来不曾听说的规模发展壮大。 从黑暗的中世纪崛起的西方发动了一场反击战，把穆斯林逐出了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和地中海，而此时，伊斯兰世界却经历了一场政治与宗教冲突的高潮。 当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的军队在11世纪末期遭到阿拔斯军队的重创时，他担心穆斯林军队会席卷亚洲，占领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因此向西方发出了求救的召唤。他呼吁同信基督教的统治者和教皇发动一场从穆斯林统治之下解放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朝觐行动”，回击伊斯兰的扩张浪潮。 对于所有三个亚伯拉罕信仰体系来说，耶路撒冷是一座圣城。在阿拉伯人的扩张与征服期间，它于公元638年落人穆斯林军队的手中。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基督教的教堂和居民安然无恙，基督教的圣殿和圣物成为基督徒经常光顾的朝拜场所。长期以来受到基督教统治者严厉排拒的犹太人也得到了返回、居住，并在所罗门和大卫之城举行祷告的许可。哭墙是所罗门神殿的最后残壁，对于犹太教徒来说，它是意义非比寻常的神圣场所，在哭墙附近，穆斯林建立了一个圣殿(基石圆屋顶，DomeoftheRock，也称欧麦尔清真寺，大约始建于699年，是穆罕默德登霄的地方。——译者)和一座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5个世纪的和平共存现在毁于一连串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圣战，并且留下了一份不信任与误解的恒久的遗产。 十字军东征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回应亚历克修斯一世的请求而发起的。1095年，乌尔班诉诸早已确立的圣战传统，号召从导教徒手中解放圣地。对于教皇来说，保卫信仰和耶路撒冷的号召，提供了教皇权威获得认可、世俗统治者合法性的作用得到承认以及东西方教会(希腊和拉丁)重新统一的理想机会。 教皇的战斗口号“上帝旨意如此!”最初证明是成功的。宗教诉求抓住了民心，满足了许多人的自身利益，从而形成了一个元气大振和相对团结的基督教世界。基督教统治者、骑士和商人受到了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他们看采，这些利益将因一个拉丁王国在中东的建立而出现。来自法国和西欧其他地区约骑士受到宗教热情和掠夺渴望的驱使，在一场反对“异教徒”约战争中团结起来，结成了盟友。这场战争的表面目标是解放圣城：“上帝也许真的希望如此，然而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说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希望如此，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历史的那—刻，那里的朝觐活动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不测事件，从而激发了这样一种回应。” 十字军东征从基督教的两种定制——朝圣和圣战——汲取了灵感。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解放圣地可谓一举两得。朝圣是基督徒表达虔诚的重要形式。拜谒圣地、崇敬圣物与苦行将带来(批评者说“买来”)可望免罪的恩惠。耶路撒冷，这个基督教发源的中心，是上帝的天堂的象征，也是朝圣的主要地点。与此同时，圣战观念改变和神圣化了中世纪的战争和关于荣誉和骑士精呻的概念，不管现世的战斗中胜负如何，战士都是胜利者。战胜敌人就意味着获得荣誉和战利品，所有在十字军东征中进行战斗的人，都将获得特惠，得到免罪和升人天堂的保证；如果在战斗中失败，那将是为信仰而殉道，即使过去罪恶滔天，也会立即获得升人天堂的门票。 由于失去警惕和陷入分裂，穆斯林最初的回应是不成功的。 第一次东侵的十字军到达并占领了耶路撒冷(1099年)。然而，基督徒的成功是短命的：“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十字军东征……只是毫发之疾而非心头大患”。到12世纪中叶，穆斯林军队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回应。在伊斯兰教最为杰．出的统治者和将军之一萨拉丁(卒于1193年)的卓越领导下，耶路撒冷于1187年被重新征服，颓势得以扭转，穆斯林的力量依然如日中天。到13世纪，十字军堕落为基督教内部的战争，这些战争是为了对付那些教皇斥之为异教徒和教会分裂者的敌人。终于，当初促使基督徒发动圣战、呼吁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回击伊斯兰浪潮的那种恐惧变成了现实。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并被易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中心。穆斯林统治者和军队在7世纪就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如愿以尝。相反，基督教的恐惧以及强大的、扩张的伊斯兰教所造成的持续威胁却延伸到了东欧，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落人了奥斯曼帝国的手中。 怎样看待十字军东征所留下的遗产取决于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基督徒和穆斯林有着相互对立的立场和利益，每一方都把对信仰的献身，把反对“异教徒”的英勇的、充满骑士气质的史诗般的故事珍藏在记忆之中。对于西方的许多人来说，基督教胜利的假说是建立在赞美十字军神勇的浪漫化的历史基础之上的。同时，他们还倾向于用过去两个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经历和美国力量的强大来解释历史。每一种信仰都把另外一种信仰看作是好斗的，其宗教热情中多少有点野蛮和狂热，都力图征服、改变和消灭对方，都把对方当成实现神的意志的障碍和威胁。他们的争论在奥斯曼时期仍在继续，后来经过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浪潮，最终进入了超级大国竞争的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