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兴说清真
明朝皇帝执政能力有好有劣，但总体来讲，都很平庸。明朝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交错的时代，但可惜明朝的执政者们并没有及时抓住机遇，这是后世史家对明代朝政的一个总体评价。有作家曾评价崇祯皇帝“有道无福”。我认为，这个评价用在明朝其他皇帝身上，也贴切。
昏聩的明宪宗亡故之后，将一个破败的山河交给了他的儿子明孝宗弘治皇帝。这是一个被万里长城包围着的国家，举国上下，声色犬马。但弘治皇帝即位时，是有些惊慌失措的。北方的少数民族气势汹汹，虽有长城相隔，但是他们要是想南下，也并非不可能。而朝政又被东西厂的太监们所把持——这也是明宪宗在驾崩之前留给明孝宗的“政治遗产”。
“土木堡之变”给整个明王朝以沉重打击。北宋覆亡之鉴不远，这次他们只是侥幸地因为于谦与明代宗的政治策略，让明宪宗没有死在漠北，真论起真刀真枪，明王朝岂是漠北少数民族的对手？一言以蔽之：再不革清积弊，整个明王朝非倒台不可。
明孝宗并不是一个杰出的皇帝，与其说他有抱负，倒不如说他怕走他爷爷明宪宗的老路。这是明孝宗即位之后做出一些改革策略的初衷，譬如对宦官乱政的制止，对一些贪官污吏的惩处等等。加上执政的那几年里，确实风调雨顺，因此，被当时的史家称之为“弘治中兴”。但是，他仍然无法扭转乾坤。
就在明孝宗即位的第一年即弘治元年（1488年），陕西凤翔府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暴动。凤翔府地处北部边境，经济落后，战乱不断，再加上明宪宗举全国之力，拉民夫修长城，陕西成了重灾区，导致当地回民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明孝宗即位之后，第一件让他头疼欲裂的事情就是这件。
回族是民族大融合、大迁徙、大交流的结晶。当中既有“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西域少数民族血统，也有汉族、傣族、畏兀儿族等其他民族的血统。元代的统治者认为他们与古代的回鹘以及回纥民族有先承后续的关系，所以称其为“回回”，也因其为“各色名目之民族”的混合，称其为“色目人”。
到了明代，回族这个新的民族逐渐形成，有了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生活方式。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四等人制”，“色目人”兼容了各种文化基因，被元政府任用为社会的管理阶层，如负责征收税赋、管理城市之类。朱元璋执政时，要求色目人必须与其他民族通婚。在法律文书上规定：“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而且，朱元璋还“引进”了伊斯兰教，循序渐进地来替代回族之前的信仰“明教”即波斯摩尼教，并修建了南京净觉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
在朱元璋的推动下，“色目人”进一步与汉民族融合，吸收了汉族的文化传统，使其更加发展壮大。这一推动民族融合的政策，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需求。但是明朝的皇帝并非都有朱元璋这样的视野与胸怀，能够真正地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兴起并对其予以宽容。
陕西的回民暴动让明孝宗开始认识这一问题。他开始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真”一词古已有之，但在明孝宗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
多年前，在甘肃的文物市场，我买过一枚“弘治通宝”。自明代起，甘肃就是回民聚居区。因此这枚“弘治通宝”也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这枚锈迹斑斑的铜钱时，总能想到明朝后期民族融合特别是回族文化形成的那段历史风景。
昏聩的明宪宗亡故之后，将一个破败的山河交给了他的儿子明孝宗弘治皇帝。这是一个被万里长城包围着的国家，举国上下，声色犬马。但弘治皇帝即位时，是有些惊慌失措的。北方的少数民族气势汹汹，虽有长城相隔，但是他们要是想南下，也并非不可能。而朝政又被东西厂的太监们所把持——这也是明宪宗在驾崩之前留给明孝宗的“政治遗产”。
“土木堡之变”给整个明王朝以沉重打击。北宋覆亡之鉴不远，这次他们只是侥幸地因为于谦与明代宗的政治策略，让明宪宗没有死在漠北，真论起真刀真枪，明王朝岂是漠北少数民族的对手？一言以蔽之：再不革清积弊，整个明王朝非倒台不可。
明孝宗并不是一个杰出的皇帝，与其说他有抱负，倒不如说他怕走他爷爷明宪宗的老路。这是明孝宗即位之后做出一些改革策略的初衷，譬如对宦官乱政的制止，对一些贪官污吏的惩处等等。加上执政的那几年里，确实风调雨顺，因此，被当时的史家称之为“弘治中兴”。但是，他仍然无法扭转乾坤。
就在明孝宗即位的第一年即弘治元年（1488年），陕西凤翔府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暴动。凤翔府地处北部边境，经济落后，战乱不断，再加上明宪宗举全国之力，拉民夫修长城，陕西成了重灾区，导致当地回民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明孝宗即位之后，第一件让他头疼欲裂的事情就是这件。
回族是民族大融合、大迁徙、大交流的结晶。当中既有“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西域少数民族血统，也有汉族、傣族、畏兀儿族等其他民族的血统。元代的统治者认为他们与古代的回鹘以及回纥民族有先承后续的关系，所以称其为“回回”，也因其为“各色名目之民族”的混合，称其为“色目人”。
到了明代，回族这个新的民族逐渐形成，有了自己的信仰、文化与生活方式。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四等人制”，“色目人”兼容了各种文化基因，被元政府任用为社会的管理阶层，如负责征收税赋、管理城市之类。朱元璋执政时，要求色目人必须与其他民族通婚。在法律文书上规定：“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而且，朱元璋还“引进”了伊斯兰教，循序渐进地来替代回族之前的信仰“明教”即波斯摩尼教，并修建了南京净觉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
在朱元璋的推动下，“色目人”进一步与汉民族融合，吸收了汉族的文化传统，使其更加发展壮大。这一推动民族融合的政策，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需求。但是明朝的皇帝并非都有朱元璋这样的视野与胸怀，能够真正地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兴起并对其予以宽容。
陕西的回民暴动让明孝宗开始认识这一问题。他开始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真”一词古已有之，但在明孝宗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
多年前，在甘肃的文物市场，我买过一枚“弘治通宝”。自明代起，甘肃就是回民聚居区。因此这枚“弘治通宝”也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这枚锈迹斑斑的铜钱时，总能想到明朝后期民族融合特别是回族文化形成的那段历史风景。
实习编辑：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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