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探究一种文化，因为服装清楚地承载着这种文化所必需的思想、观念和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通过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信仰、文化内涵、社会变迁等。有关民族服饰的研究，尤其是对与宗教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民族服饰的研究在我国开展得很少，所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钮茂生2004年12月在北京服装学院举办的“文化遗产与民族服饰”学术研讨会上，呼吁与会的学者们加强我国的民族宗教服饰研究。
回族服饰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义的精神。有关回族服饰的研究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对我国西北地区回族服饰的研究，如白世业的《试论回族服饰文化》、刘军的《伊斯兰教与回族服饰文化》、陶红的《回族服饰文化》等。关于大都市中回族服饰文化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开展，所以这次对北京回族服饰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对北京牛街回族妇女服饰变迁的研究，能发现影响回族服饰变迁的因素，发掘回族服饰文化的独特价值，预测北京回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趋势，为北京“时装之都”的建设提供参考。

     一、牛街与伊斯兰教

     回族是北京市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共有回族人口20.7万人。牛街是北京著名的回民聚居区，作为现代都市中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极具代表性。牛街位于北京宣武区，占地1.39平方公里，据1990年统计总人口为5.4万，共有汉、回、满、朝鲜、蒙古、维吾尔等28个民族，其中回族人口1.2万，占人口总数的23％，占全市回族人口的6.25％。牛街的礼拜寺得名于牛街地名，建于公元966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礼拜寺。据统计，每天来牛街礼拜寺礼拜的人数超过200人。2006年9月底，女寺已开始正式启用，礼拜的人数也在逐步增加，主麻日和贵月，礼拜的人数则远远超过200人。另外，在牛街附近有中国穆斯林全国性的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有北京唯一的、也是全国最大的回民医院，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所回民学校。在牛街，不论是公共建筑还是楼房都具有阿拉伯风格，以白色为主，绿色为饰。牛街两侧分别有牛街街道办事处、牛街清真超市和多家清真餐馆等。再进入胡同，还有牛羊肉市场，整个牛街地区极具回族特色。

     从宗教角度看，它通过对其追随者身体(主要是着装)的控制来使其保持对宗教的虔诚。伊斯兰教对信士、信女的着装是有要求的，圣典《古兰经》中明确规定：“你对(男)信士们说，叫他们降低视线，遮蔽下体，这对于他们是更纯洁的。真主确是彻知他们的行为的。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脚，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对妇女的着装要求比对男士更加严格。总体归纳为两点：一是要宽松，二是要遮盖面大。用阿訇的话来解释，这是出于对穆斯林妇女的保护，因为宽松不易显出体形，遮盖面大不易露出“羞体”，以免引起男人们的非分想法。但是回族服饰经历了历史的演变，尤其是近几十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巨变，回族服饰渐渐退出日常装的舞台，变成了一部分人的礼仪服，只在礼拜或节日的时候穿着。

      二、牛街社区变迁及其对服装的影响

     服装是一种文化。服饰文化的变迁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宗教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服装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当社会或一个地区、社区发生变迁时，生活在这个社会或地区、社区的人们的着装也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研究牛街回族妇女服饰文化的变迁不能脱离牛街回族社区这一历史背景。良警宇在研究了牛街回族社区变迁的诸多因素，如国家与社会、国家政策和民族政策的指导与作用、文化因素、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政府、民众的需求互动等后，在其专著《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中将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变迁划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1949年，聚居区形成，牛街相对独立封闭的寺坊社区的形成发展阶段；1949—1978年，牛街寺坊社区解散阶段；1978年以后，牛街开放性象征社区的发展阶段。

     周传斌、马雪峰在其论文《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中对由地理—居住、宗教—教育、经济—职业、家系—婚姻结构四部分构成的寺坊制这一传统的回族社会结构的分析，将北京回族社区结构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回族寺坊社区在1840—1949年近代以来的适应性努力；它在1949—1978年社会政治运动中破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都市化和城市重建。

     据以上研究，我们将牛街回族妇女服饰文化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解放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以来。

    （一）解放前

     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与宗教生活紧密联系，他们往往在长期居住地建筑清真寺，围寺而居，形成聚居区——寺坊。牛街回族社区的形成可以从牛街礼拜寺的始建开始。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辽宋说”。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至道二年或辽统和十四年(996年)。最早生活在牛街的穆斯林可以追溯到辽代。在金末元初逐渐形成了回民聚居区，可以说牛街的回民是正宗的“老北京”。

     政治方面。有功于元、明王朝的建立，这两个朝代的回族人政治地位比较高，而到了清朝，其地位则“江河日下”。为了保护自己，甚至被迫提出“争教不争国”的口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甚至根本不承认回族的存在。牛街的回民也同全国的回族一样，经历着压迫与贫困。

      经济生活方面。牛街回民继承了回族祖先的经商习俗，以小本买卖为生计，以家庭为单位，代代相传。解放前，牛街还有“父母在世，绝不分家”的说法，这不仅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更是由当时的经济形式所决定：个人依赖家庭，家庭成员通过家庭教育来获取谋生技能，同时又是主要的劳动力。

     宗教方面。礼拜寺是回民生活的中心，也是权力中心。阿訇则是权力的拥有者，婚丧嫁娶必须由阿訇来主持，牛羊等必须由阿訇念经宰杀。

     教育方面。鸦片战争以前，他们排斥汉文化，认为学习汉文化就会反教，以不接触汉文化的方式来抵御汉文化，防止被同化，很多对古兰经比较有造诣的阿訇都不认识汉字。此时的礼拜寺，不仅是权力机构，同时担负着教育任务。寺内设有小学、中学、大学。鸦片战争后，回族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开始办学，与汉族一样学习汉语言文化。1925年4月，回族有识之士创立了成达师范学校，其宗旨不仅是造就回汉兼通的宗教及教育人才，并旨在造就在三民主义领导下富有国家意识的有为人才。经堂教育影响很大，学校教育的普及率很低。总体来说，牛街回族聚居区从明末清初形成到建国前已发展成为一个寺坊社区。这一社区“发展到清末民初，在弱国家强社会关系下，寺坊在政治、教育、经济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都相对独立于主体社会”。

     有关解放前牛街回族妇女服饰缺少专门论述。牛街只是北京大社会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小社会，大社会服饰文化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小社会的服饰文化。有关穆斯林、回族和回族的服饰，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马贤副会长曾叙述说，明代前穆斯林还保持穿阿拉伯服装。伊斯兰教宗教义没有规定穿什么服装，主要是男子穿得比较整齐，比较宽松，女的戴头巾，把头发遮住，不能露出手，露出脚，就这些要求。在这些要求下，各个民族采取不同的方式。中国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比如新疆的维吾尔、塔吉克、哈萨克等民族都是先有民族，后有信仰，所以他们保持了自己民族的服装。明代曾经下令，要完全汉化，不能穿胡服(泛指来自国外的服装)。内地的人(穆斯林)明朝以后形成回族。现在说的没有统一服装指的是回族，从那时就开始汉化了。 

       解放前的回族的服饰深受满、汉民族服饰的影响，不过仍有的一些民族特色。据受访者回忆，当时(刚解放之前)牛街的回族男士服装与汉族相似，根据社会身份有不同的着装。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穿长袍马褂，劳动人民穿粗布短褂，主要的区别是帽子。回族妇女的着装不同于汉族，汉族的城市服装已经向收身款式过渡，开始出现改良的紧身旗袍。而牛街穆斯林妇女一律穿着宽松衣袍：左大襟，衣长及膝，袖长及腕，裤长及踝，衣服两边的开衩较小，旨在保证行动方便，基本没有装饰的目的，裤子的腰头为松紧带，劳动妇女的裤脚为了防风用带子绑住。家庭稍微富裕一点的穆斯林妇女喜欢在面料上绣花，家庭贫困的基本都是以土布、粗布为主。牛街的回族妇女还喜欢穿坎肩，这在满族和汉族服饰中，一般为男士服装。最能体现回民身份的是头饰，这时候牛街的回民妇女戴盖头的已经少了，而是用能包住头发的礼拜帽来代替。平时，有的穆斯林不戴，只有在做礼拜时穿上礼拜服，戴上礼拜帽或围上头巾。牛街的洪乡老说，伊斯兰教要求(妇女的)服装不能紧、露、坦、小，但是没有规定服装的样式，只要符合这几个标准的服装回族妇女都可以穿。陈乡老说，在新中国成立前，也不是说人人都这么穿，都戴礼拜帽。天天做礼拜的人才戴。那时候，只要礼拜时间到了，无论在干什么都要就地做礼拜，所以老戴着，方便啊。要不是做礼拜的人，就不穿了，不过总体上来看，总归比现在的多。别人一看，能看出来穆斯林妇女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端庄、飘逸、潇洒。

     （二）解放后到文革结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回族被国家正式确认为中国56个民族中一个单独的民族共同体。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道教则成为新中国并存的五大宗教。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工作，以各民族平等为准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2年2月，政务院颁发了《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北京市政府还制定一系列针对回民的优惠政策。随着国家力量的全面渗入，传统的牛街回族寺坊社区逐步取消，出现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社区内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纳入到国家管理之中。清真寺在社区的核心地位被动摇，聚居区居民在职业、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迅速融入主流社会，民族文化和民族特征被压抑。原以清真寺为权力中心的较为完整的小社会，开始逐渐解散，人文意义上的回族社区的界限开始逐渐模糊，一部分回民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机构之中。同时，政府也培养了一批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从而对回民社区起到了从上而下的渗透作用。

     1958年，宗教制度开始改革，“北京伊斯兰教界学习委员会”成立，废除了世袭的伊玛目掌握制度和旧的清真寺管理制度。同时，政府逐步引导回族与伊斯兰教分离，改变了政教不分的传统。经济上，为实现北京市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北京“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对个人独立经营的作坊和小商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形成集体经济。减少个人对家庭的依赖而依靠国家，国家实现了对回民小区的控制与管理。教育方面，牛街回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接受全面学校教育，带“穆”字头的学校设有阿拉伯语课和教义课。不久取消了学校的宗教课程和宗教活动。家庭在传承民族文化的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回民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民俗文化得到了尊重，国家对回民的服饰没有做出要求。更多的妇女参加到政府和社会工作中来，她们穿上与汉族一样的服装。这一着装又影响了家庭妇女和年轻的回族女性。当时汉族服装也是以朴素、简单为主，与回教教义接近，所以这样的服装易被回族妇女所接受。只有部分老年人和家庭妇女还保持着原有的着装习惯。随着的确良面料在中国开始流行，受到穆斯林妇女的青睐。许多穆斯林妇女渴望有一件的确良的礼拜服。

     从50年代末到1978年，受“左”倾思潮、反右扩大化以及文革的冲击，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被破坏，回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批判和践踏，甚至有人提出消灭伊斯兰教。这期间使一些回民的宗教与民族概念进一步产生分离。由于回民的民族习俗与宗教紧密相连，与汉族有不同的习俗，此时几乎都被禁止了。着装直接与阶级意识形态、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所以牛街回民没人敢戴礼拜帽，穿礼拜服。军装和中山装是当时最理想的着装，服装颜色均以青、蓝、灰、草绿为主。据马贤副会长回忆，当时“汉族也这样(穿着两种服装)，其他民族也这样，穆斯林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