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禹贡》涉及回族伊斯兰教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初郑和下西洋及清末西北回族起义上。明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乃中外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受到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冯承钧先生《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第二卷第一期）简要介绍了中外对航海家郑和的研究状况，并据有关资料对伯氏研究的若干遗漏进行了补充。同卷第六期，冯先生又发生《〈瀛涯胜览校注〉序》，对马欢《瀛涯胜览》一书的版本流传及其校勘情况做了说明，并简略考证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随行人员、航行路线及所至国家等问题。夏璧《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同卷第八期）则根据《明实录》、《明史》中的记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订。如何认识和评价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吴晗、童书业、许道龄、李晋华等诸位先生各抒己见，互相辩驳。吴晗主张郑和下西洋的最大使命是“经营国际贸易”，并认为郑和所带“金币”为“织金文绮”之丝织品，是当时中国输出最多的一种商品，非金银之货币。许道龄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因实为“巩固帝位”，其行为与“经营国际贸易”恰相反，“金币”为“白金文绮”之省文。李晋华赞同许说，认为郑和下西洋“以金银绮帛赐诸番”，不具贸易性质。童书业同意许氏对“金币”的解释，且撰《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对吴说进行了修正，指出郑和下西洋的“最大使命”是“统治异域”，其事具有“贸易性质”（分见第五卷第一、七、十期，第六卷第一、二、六、十期通信检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

      对清末西北回族起义的研究相对薄弱，仅有单化普《说陕甘‘回乱’初起时之地理关系》和《陕甘劫余录》（第五卷第十一期）。前者探讨了陕甘回族起义中的地理因素，后者叙述了陕甘耆老口传之与官方记载不同的有关陕甘回族起义的一些情况。

     四、回族文化与回族教育

     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第五卷第十一期）分学校、书籍与印刷、回教刊物、学术团体、图书馆及书报阅览室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清光绪三十三年至民国25年中国回教的文化教育概况，认为“此三十年来实为中国回民文化之蜕化期”。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同上），简要介绍了清真寺在回族教育中的作用及近代著名回族学校成达师范学校的成立经过、建校目的、学校组织、沿革及其现状。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同上）考查了明代以来中国清真寺内附设的回文大学的情况及其所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课本14种。易君《一个回教学术团体》（第六卷第二期）介绍了北京牛街的回教学术团体——追求学会的基本情况。

     五、各地回族伊斯兰教简况

     《禹贡》中介绍有关各地回族伊斯兰教简况的文章较多。主要有虎世文《成都回民现状》、卢振明《开封回教谭》、王绍民《绥远包头的回民概况》、戴鹏亮《河北交河泊头镇回民状况》、益光《河北沧县回民概况》、泰安回教公会《山东泰安清真寺调查表》、郑道明《河南郑县回民概况》、马全仁《河南新野沙堰镇回教状况》、马有曜《云南昆明的明德中学》、马旭初《云南玉溪的回民概况》（以上俱见第七卷第四期）及王梦扬《北平市回民概况》。此外，第七卷第四期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变迁考》、袁复礼《新疆之哈萨克民族》（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等对新疆信仰伊斯兰教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六、资料、译文及其他

     《禹贡》十分注重对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翻译介绍国外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该刊第五卷第十一期《回教与回族专号》集中刊登了有关成达师范学校图片八幅、北平牛街清真寺先贤墓碑拓片二幅、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二幅、创建清真寺碑拓片一幅、太原清真寺黄庭坚题字石刻拓片一幅，第七卷第四期又登王伟《Muslem World中关于中国回教之论文目录(1-2)》、白寿彝《关于创建清真寺碑》、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等文章。刊载的译文中有牟润孙和安慕陶分别翻译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代表人桑原骘藏《创建清真寺碑》（第五卷第十一期）、《中国书中回教徒之食物禁忌》。安文倬、牟沅分别翻译的德国学者夏德等之《十三世纪前中国海上阿拉伯商人之活动》（第五卷第十一期）和《赵汝适大食诸国志考证》（第七卷第四期）。韩儒林译Gaudefroy-Demorabynes著《近五十年西人之回教研究》（第七卷第四期），白寿彝译俄国学者E·Bretgchueider著《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同上）等。

     《禹贡》刊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回族伊斯兰教论文、译文、资料、信息，对我国30年代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许多论文资料为今人所引用，仍有参考价值。
     【作 者】李习文/张玉海

      【作者简介】李习文(1958-)，男，宁夏银川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研究馆员；宁夏　银川　   张玉海(1972-)，男，宁夏中宁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宁夏　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