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卡力岗现象看伊斯兰教在藏区的特色

　　伊斯兰教是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上始传，后随阿拉伯帝国的强盛和不断扩张，传播到周边国家。早在唐朝时候，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吸收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有“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之说，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汉文译著”、“以儒诠经”活动，更使伊斯兰教融合了不少儒家文化的因素，自此，伊斯兰教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大地，也进一步中国化和儒化。通常所说的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汉化。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各民族长期、频繁交流，伊斯兰教不仅在中原汉族聚居区传播，也在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自然也就传播到了藏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上。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但是维吾尔族可以吹拉弹唱、载歌载舞，哈萨克族可以食马肉、喝马奶，而回族穆斯林却无此习俗。同样，伊斯兰教传入藏区后，也带有了一些具有藏文化性质的特点。

　　第一，伊斯兰教传入藏区后，穆斯林的礼拜场所清真寺表现出藏传佛教寺院华丽精美的建筑特色。位于青海省平安县的洪水泉清真寺最为典型，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阿坝县还曾出现过帐篷清真寺。这些具有藏式特色的清真寺的出现，是伊斯兰教吸收了藏文化的表现，也是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的结果。第二，伊斯兰教传入藏区后，宗教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用藏语讲经，这种现象在卡力岗地区、拉萨都有，阿訇讲“瓦尔兹”都是用藏语。在藏区，这一点很重要，也很必要。在像卡力岗一样的地区，当地人的母语是藏语，懂汉语者不多，如用汉语讲经，阿訇的讲经活动达不到预期效果。为了让教民明白、理解经文的意思，并按照教中的规定去做各项事务，就必须用藏语讲经。其实，用藏语讲经和用汉语讲经或用其他语言讲经，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不是阿拉伯语。第三，伊斯兰教传入藏区后，开始尝试用藏文翻译《古兰经》。据相关文章称，“阿译藏的《古兰经》小册子曾经出现过，但没有普及”［7］。目前在拉萨，有藏文伊斯兰教材《礼拜程序解说》［8］。该教材用藏文翻译了《古兰经》中常用的几个短章，分别是第1章、107章、109章、112章、113章、114章以及第2章255节等，这本教材的一个特点就是用藏传佛教用语来翻译、解释伊斯兰教义。如藏语“byin-rlabs”这个词，在佛教中的含义是安住圣道法位的自在威势，在赞圣词中也用到，意译为“福祉、神力”。这种现象在卡力岗说藏语穆斯林中也有，如佛教的日常用语“磕头走”，现已转意为“做礼拜走”之意。

　　从伊斯兰教在藏区的这些特色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所具有的超民族性、超地域性、超语言性和超国界性的特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同样具有这些特点。这些特点也表明我们不能用狭义的眼光来看待伊斯兰教，在中国以往总是把伊斯兰教和回族联系起来，甚至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卡力岗人现在也自称为回族，那是因为在他们周围和杂居于他们之中的是同一信仰的回族，故而是可以理解的。但信仰伊斯兰教者并不都是回族，不管哪个民族，只要信仰伊斯兰教，那么他就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传入藏区，必须和藏区的本土文化及藏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藏文化中对自己有益、有利的成份。在藏区，如果不用藏语讲经，伊斯兰教就无法传播；如果不结合当地的一些传统风俗习惯，普通群众就觉得太陌生，会产生排斥心理。因此，伊斯兰教在藏区和藏文化的交流融合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极其自然的，两种文化更多的交流、融合甚至是在无意识、不知不觉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