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国家复兴的活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来自信仰者心灵的呼喊压倒了一切，甚至白宫……这一波涛已经传遍全世界，世界现在正在从它所屈服的压迫中自我解放。 ——阿亚图拉霍梅尼 10多年来，伊朗代表了伊斯兰威胁的体现，而阿亚图拉霍梅尼则作为革命伊斯兰的活生生的象征而发挥作用。如果说霍梅尼谴责西方，特别是美国为大撒旦，那么对于西方的许多人来说；霍梅尼则体现了一个中世纪的教士，对中东和西方的一个威胁。从总统声明到流行音乐和广告版，霍梅尼很快就成为许多美国人乐意憎恨的一个人。 对于一个坚信伊朗的国王稳定性的西方来说，国王的倒台是不可思议的，这一震惊又因为胜利者，伊朗的毛拉们而被强化。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曾经统治伊朗30余年(194l～1979)。如同安瓦尔·萨达特一样，他被西方看作是一位开明的盟友，一个现代国家的元首。巴列维们像萨达特们一样，讲英语，穿考究的西服，出现在美国电视屏幕上，接受巴巴拉·沃尔特斯之类的人物(他们很像“我们”)的采访。可是在1971年，世界目睹了伊朗为纪念波斯君主制2500年诞辰而举行的庆典活动。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包括美国副总统的面前，巴列维自我加冕为伊朗国王。在国王的领导下，石油收入被用于白色革命，一个野心勃勃的现代化方案之中，其目标是到2l世纪实现伊朗的现代化转变：伊朗拥有一支中东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美国和欧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一位国王竟然会被推翻是不可思议的；巴列维王朝竟然会在由一个蓄着长胡子、被流放的阿亚图拉领导下的一次革命中被推翻，并且是在伊斯兰的名义下领导的革命中被推翻，同样是不可理解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国家。 尽管十叶派伊斯兰教作为一个革命和殉身的宗教的形象为西方民众所了解，它与伊朗国家的关系在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则是多种多样的和多方面的。伊斯兰教在伊朗包容了多种不同的观念和方向。它能够具有多层次的阐发和诠释。确实，一旦1978～1979年的革命废除了国王并且在烟火消散之后，伊朗十叶派社团内部的多样性就会在争论和冲突中表面化。 自从沙法维王朝(1501～1732)建立后，十叶派伊斯兰教被宣布为国教，宗教与国家在伊朗一直缠绕在一起。伊朗国王在第十二代伊玛目空缺的情况下自我宣布为统治者；第十二代伊玛目于874年失踪，虔诚的十叶派信仰者相信他将在未来的某一时代重返人间，结束残暴统治，引进一个公正的新时代。十叶派教士阶层经常证明为远离革命者。他们即使不是在理论或教义上，也是在事实上接受世俗统治的必要性。伊斯兰学者与国家的关系，在伊朗历史上差别很大，从接受国王的保护到反对国王，取决于社会政治背景。他们的权威经常服从和受制于统治者。在相反的 情况下，他们领导或参与反对派运动。尽管沙法维统治者们控制着教士阶层，而他们的继承者，权势较小的卡扎尔王朝(1794～1925)则面对着一个更加独立不羁和自信的既定宗教教力机构，他们敢于上街游行以表示反对态度。 在两个较近的场合，即在1891～1892年烟草抗议运动和1905～1911年的宪政革命中，伊斯兰教和教士阶层在现代伊朗民族主义出现上扮演了突出的反对派角色。鉴于以前他们曾经成功地阻止过政府向欧洲人出售特许以发展金融业、铁路和采矿业的企图，宗教和世俗的领导人再度在抗议运动中联合起来，首先是为了保护伊朗民族利益，进而从宪制上限制国王的权力。烟草抗议运动是对纳绥尔丁国王企图向一家英国公司出售烟草特许所采取的一种回应。一项宗教教令(法特瓦Fatwa)使由宗教领袖和商人们领导的一个全国范围的抵制运动合法化。宪政革命利用了宗教象征，教士和清真寺成为政治组织的中心，由此掀起了一个抗议运动，通过这一运动，伊朗的民族主义者们寻求约束或在宪制上限制君王的绝对权力和滥用权力。 在巴列维统治时期(1925一1978)，宗教被精心地控制起来，宗教学者一直处于比较安分守己和不问政治的状态。老巴列维国王(1925—1941)及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41～1978)两者都对宗教加以控制，对既定宗教权力机构采取了占有和强制相结合的政策。就宗教领袖方面而言，伊朗的宗教领袖们宁愿采取无为主义而避免诉求政治行动，宁愿稳定有序而不愿受到迫害。现代世俗教育体系和以西方为基础的法典的创建，以及政府各部门对许多伊斯兰机构的控制，极大地限制了伊斯兰学者的权势。伊斯兰学者被受过现代教育的法官、律师和文职公务员的取代损害了他们的地位和收入的来源。 礼萨·巴列维的现代化方案的更加广泛的社会冲击，以及同他的教育和法律改革一样受到西方影响的白色革命，证明是一个优喜参半的福音。尽管在教育、健康、农业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就，现代改革的利益不合比例地归于一个人数很少的和不断增长的现代城市精英阶层。现代化城市灯火辉煌的一面模糊了伊朗的城市贫民和乡村里的大众的实际状况。尽管少数人变得富裕兴旺起来·，而一个一度在农业上自足的国家却要耗费10亿美元来进口食品。那些盼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从农村涌。人域市的人们．由于缺乏必要的就业技术，变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里的失业的居民，“对于这些数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被迫离开农村进。人新建的简陋城镇的，对于他们来说，石油的景气并未解除贫困，而只是使贫困现代化了。” 传统的商人阶层和宗教阶层二者都因为朝向西方的巴列维的现代化方案的结果而受到损害，使他们的生活从穿着、教育、法律到土地改革和商业活动受到影响。巴扎利(商人)像乌里玛(伊斯兰宗教学者)一样，发现伊朗滑向和依附于西方是对他们的地位、经济利益和宗教文化价值的一种威胁。老巴列维国王在20和30年代的着装法——该法强行规定男人必须穿西服，禁止戴面纱、穿教士袍，如今引出的结果是在他的儿子统治下伊朗的现代精英的看似西化和许多城市中心的出现。商人的财富和权力，由于西方银行和公司的涌人以及因为得到国家的支持而兴盛和繁荣起来的新的企业家阶层而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