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学者纪哈德·穆海辛关注约旦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国家前景等领域的研究动态，在钻研大量史料并分析了前人对约旦独立前后的研究之后，他认为，先前的文献大多关注政治领域，对约旦建国前后的社会状况、社会经济关系等层面考察不周。由此，他撰写了《约旦社会结构：民族和宗教》一书，深入考察约旦社会和地理状况，集中探讨1921年至1967年约旦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关系、社会变革等方面分析其中的民族、宗教因素。这部作品2020年由约旦空间出版社推出。

为人们判断教律、以沙里亚名义说话的人，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属性，即学识、敬畏和中正。学识能使人避免以无知做判断；敬畏能使人避免以私欲做判断；中正能使人避免过激与怠慢。

真主赐予我们教门，为了使它成为我们的明灯，指引我们靠近真理，远离歪斜。而唯一能够让我们区分正邪和真假的，只有知识。所以，知识，才是教门的脊柱。真主的神圣设定抬高了知识的地位，号召人们学习知识，钻研知识。 但是，一如万物都会面临灾难和不幸，知识也不能例外。那么，知识的灾难是什么呢？万物都会遭遇精神或物质的细菌干扰，受其操控和统治。那么，操控知识的细菌是什么呢？

人类同源，是一个祖先，真主为了考验人类而把他们组成若干民族，并通过人们互相认识、彼此沟通，使他们达到伊斯兰教所追求的和睦相处、天下太平的目的，从而取悦于真主。芸芸众生既然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么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互相关联的网络。每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不可能离开他人而存在。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每个民族的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所以我们之间都应和睦相处。

人生价值观是价值观的基本类型和主要方面，在价值观中具有最突出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理想、目的和态度。千百年来，伊斯兰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人生态度。直到今天，伊斯兰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依然支配着全世界十亿多人的人生观，进而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他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问题的看法与立场。儒家文化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巨大成果，儒家人生价值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汉代以来儒学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特别是其人生价值观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从而影响着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对于铸造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

华涛，江苏南京人，198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北方 西北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熟悉中国西北民族历史发展，能较好运用阿拉伯语等东方语言史料从事西北民族历史研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福特基金项目1项，澳门特区政府项目1项，目前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古时代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文献中有关中国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西域历史研究（8至10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获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1年）。近年来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当代发展，从事当代民族社会调查（国家社科基金

沙宗平（北京大学副教授）中国伊斯兰教史料的累积过程一方面体现了本土宗教对外来宗教的认知，同时也体现了对外来宗教的交往和接受。比如唐

某君来见我，说他正随阿拉伯一位教授学习圣训学和古兰学，说是有二百余种书籍，十年方得入门。他虽自谦说尚未入门，却又把它们说的神乎其神。我听后忧心忡忡，觉得当今伊斯兰学比自己预想的要糟糕许多。历史上对圣训和古兰的注释 研究恒河沙数，将它们作为闲暇时的读物尚可，若是当做教材来讲授，勿说十年，至死也不会讲完。若他有幸在有生之年走进这门学问，在这种灌输式教育下，我想他难以再有自己的思想了。他的一生，只是在背负这些文字。我知道沉浸在一门学问中的甜美，记得在寺里跟老师过一本经，尤其是当用的是经堂语和手抄本时——困难度和陌生感的增加，往前推进每一页面都会教人欣喜。现在的汉语穆斯林追求阿拉伯文化 钻故纸堆，想必也会是这种情形。可是，学术的目的是什么？

宗教工作是我国统战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因此，如何做好新时代的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宗教在信众年龄、信仰目的、传播途径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点。新时代的宗教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形势。本文从共产党人的宗教观、宗教工作应遵循的规律、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出发，分别进行了论述。指出在宗教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树立正确的宗教观不动摇；在处理宗教工作问题上应遵循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基本规律；在处理宗教工作原则上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