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穆罕默德。该书用纲目体，按年编次，详细记载了穆罕默德一生的经历和业绩。是研究穆罕默德生平和早期伊斯兰教历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马注(1640～1711年)，字文炳，号仲修，晚年又号指南老人。经名郁速馥。云南保山人，据说是元朝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十五世孙，故自称“圣裔”（赛典赫·赡思丁曾自称是穆罕默德后裔）。马注父名师孔，母吴氏。马注和他哥哥马渥，都是当地名儒张虚白的弟子。他7岁丧父，由祖父马之云抚育。不久，祖父又去世，他的母亲吴氏茹苦含辛，纺绩治农，供他继续求学。他生于明清之交，少年时代正值云南战乱频仍之际，但他坚持读书，从未辍学。1669年，他离开家乡，经贵州、两湖，北上河南、河北，到北京。受到清宗王宗人府掌印亲王聘请在旗下教读。在此期间，他从当地穆斯林经师、学者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并立志弘扬伊斯兰教。于是，用10年时间完成他的巨著《清真指南》一书。约1684年，完成该书的写作。于是离京返滇。他为了结交各地学者，并听取对《清真指南》的意见，在离京后，沿运河南下苏皖，又溯江而上到武汉，复折返河南，人陕西，越秦岭、巴山，再度穿越四川而返回云南，返滇途中，许多有识之土对他赠诗勉励。马注息隐家乡后，对《指南》进行增补订正，进一步完善。他70余岁高龄时，仍笔耕不辍，撰写《左道通晓》。 《清真指南》共分十卷，约20万字。内容涉及伊斯兰教墩义、教法、功课、伦理、历史等诸多方面。该书旁证博引，论述精辟，说理透彻，语言生动，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马注同时代的学者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人说该书“其意远，其词悠，其情旷，其志坚”。该书的意义和作用很大，认为读了该书能“使贪者廉，奸者化，薄者厚，愚者醒”。《清真指南·郁速馥》说，该书“书成以示知音，进教者日继”。 《清真指南》除了阐述伊斯兰教教义，介绍伊斯兰教教法外，所论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也颇多新意。为使读者对此有一个真切的了解，不妨列举一二。《指南》谈到孝敬父母时，突破了传统的停留于赡养的观念，把孝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说：“故孝有三等，曰身孝、心孝、命孝。身孝者，全其养；心孝者，全其善；命孝者，赎其罪。谟民终日朝礼，为存故父母求饶。”关于谨言，《指南》也有独到见解，说：“奸人之前勿露要言，险人之前勿发毒言，先生长者不可戏言，达人君子不可隐言，父母伯兄不可有粉饰之言，宾朋燕会不可出夸妄之言，小人女子勿告以关系之言。时事不可轻言，闺阃不可乱言，交浅不可深言，窃听不可传言，婚姻不可破言，正人不可谤言，借贷不可阻言，恶事不可面言，私隐不可彰言，处事不可诳言。一言得失，荣辱相关。”关于学习对于一个人的作用，《指南》也强调的很多，说：“学不明，如镜无光，须要日日揩抹，方能得见明彻。古人一字一行，费尽无穷心膂，今人弃如泥土，岂不是明珠夜投，途珍不拾!”又说：“身体之滋养凭食，食不足则身无力。才智之滋养凭学，学不足则心无力。心无力则不能制嗜性而明道德。不能明道德则其违禽兽不远。”关于如何待人，《指南》说：“亲近好人，远离坏人，指引迷人，仿学圣人，尊敬上人，宽恕下人，悯恤愚人，哀怜孤人，疼顾亲人，接绪远人，探望病人，助殡死人，解释冤人，取和仇人，周济贫人，念想恩人，则品位自然超越。” 更难能可贵的是马注有一个宽广博大的胸怀，他发展了“善”的概念，他说：“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这就要求人们不但善待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且还要善待所有穆斯林；不但要善待所有穆斯林，而且还要善待全人类(包括非穆斯林)；不但要善待自己的同类——人，而且还要善待大自然(包括一切禽兽、昆虫、草木之类的动植物)。 马德新(1794～1874年)，字复初，故也叫马复初。他是第一个用阿拉伯文著书立说的中国穆斯林，遗留下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译著达30余种，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他参加并领导滇东南穆斯林反清起义，其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马德新出身于云南太和(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一个伊斯兰教经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攻读阿文和各种典籍。所谓“幼承家学，具有渊源”。成年后，千里迢迢，负笈陕西，投入胡登洲四传弟子周大阿訇帐下学习，从而使他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秋天，马德新开始了途程万里的朝觐之行。当时，中英鸦片战争硝烟未散，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被英国侵略军封锁，马德新只好另辟蹊径。他自昆明出发，随同滇西马邦，经景东、思茅、九龙江、东里(今允景洪)进入缅甸。再经景栋、孟乃至瓦城(曼德勒)，然后乘木船沿伊洛瓦底江到达漾贡(今仰光)，再由仰光乘海船航行，经孟加拉、印度、锡兰、红海，于1842年抵达吉达港登陆。步行至麦加，履行各项朝觐功课；第二年又到麦地那谒圣陵。此间，与当地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有关教义教法等问题。此后，马德新又游历中东各地，先后到过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开罗、亚历山大等地。每到一地，都要搜集典籍，·抄录珍本，并与当地学者共同研讨。马德新在各地除钻研学问外，还考察各地的文物古迹和风土人情以及政治、文化等状况。他在埃及时，正值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大搞改革，奋发图强。这在他的游记中有所反映：“时穆罕默德·阿里为王。王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谜思尔(埃及)，条建树，蓄货殖，各等技艺由甫浪西(法兰西)习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 1847年(道光廿七年)，马德新启程回国，经过新加坡时，他发现新加坡是世界的“极中”，位于赤道，最便于天文历法研究。后来又把他的实验观测和理论结合起来，分别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下了《寰宇述要》和《天文历法》两部著作，成为以后穆斯林宗教教育的重要教材。他还用阿拉伯文记载了朝觐途中的所见所闻，1861年(咸丰十一年)，由其弟子马安礼翻译整理成《朝觐途记》一书；对研究19世纪40年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海陆交通，有一定参考价值。 1848年(道光廿八年)，马德新回国后，大半生精力用于伊斯兰教教育与研究。不少云南著名学者出其门下。其中最杰出的有马安礼、马联元、马开科等。 马德新与那些蛰居书斋、埋头学问，不问时事的学者不同，关键时刻，他能挺身而出，表明立场。1856年，以巡抚舒兴阿为首的云南统治集团公开下令“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