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伊赫瓦尼的产生和发展 “伊赫瓦尼”是阿拉伯语，意为况弟，是其创始人经常引用的《古兰经》中的一句经文：“众信士皆兄弟”，旨在强调穆斯林相亲相爱，平等、团结，犹如兄弟。天长日久，人们以“伊赫瓦尼”称呼该派；因其相对于四大门宦而言，出现较晚，故也称“新教”、“新兴教”。然而该派创始人马万福(1853～1934年)并不以一个教派创始人自居，也不赞成别人称他所倡导的伊赫瓦尼为什么派别，他只是号召人们剔除长期以来渗入伊斯兰教里的非伊斯兰成分，主张“尊经革俗”、“凭经立教”。如他坚持拜主独一，反对崇拜教主，反对人与真主之间设立中介——导师(实际上是门宦的教主)，主张人与真主可以直接沟通。他的这些观点与欧洲基督教马丁·路德的观点十分相似(见本书第五章)。马丁·路德也曾反对教会的绝对权威，反对人与上帝之间存在中介之说，主张教徒自己不经过神父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然而，中国与欧洲文化背景不同，对这两个派别不可同日而语。 伊赫瓦尼的创始人马万福，是甘肃东乡果园村人，故也叫马果园；因朝觐过麦加克尔白，人们又叫他“果园哈吉”。马万福出身宗教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阿訇，自幼受家庭熏陶，宗教意识很浓厚，青少年时代，受过系统的伊斯兰教经学教育，有良好的阿拉伯文基础，而且还写得一手阿文好字。1875年，22岁的马万福在北庄拱北“穿衣挂幛”(毕业)，正式取得阿訇资格，到自己的家乡果园村任教。在寺内他招了20多个满拉，一面教学，一面研究经典。1888年(光绪十四年)，33岁的马万福赴麦加朝觐。在麦加期间，他感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土壤和气候之下，发生了一些变异，如受汉文化和汉族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影响太深，伊斯兰教的纯正性受到了冲击，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穆斯林，天长日久，有意无意地将汉族的一些风尚习俗当成伊斯兰教的东西。同时苏菲派崇拜圣徒圣墓的做法也传人中国。他抱着一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态度，与当地的伊斯兰学者探讨了教义学、教法学方面的许多问题。当时在阿拉伯半岛流行的瓦哈比思想，或许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有可能从中受到某些启发。但他后来倡导的伊赫瓦尼派是否就是瓦哈比派呢?恐怕不能这样划等号。首先两派产生的背景不同，国情也不一样；其次，两派所遵循的教法学派也不一样：瓦哈比派遵循的是四大教法学派中的罕百里派，而伊赫瓦尼遵循的是哈乃斐派。 马万福在完成朝觐功课后，留在当地，跟那里的学者系统深入地学习了《古兰经》学、《圣训》学、教义学和教法学等，对在国内已经或可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力求得到明确的认识。 1890年，马万福从海路回国，在河州同十大阿訇(达背阿訇、老消阿訇、张卜阿訇、红崖大鼻阿訇、高腰阿訇、滩子阿訇、大康阿訇、新瓦房阿訇、折子沟阿訇和马会三阿訇等)就教义和教法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以《古兰经》和《圣训》精神为依据，对中国穆斯林中流行已久的某些习俗和做法，逐一进行清理，认为凡不符合经训原则的礼仪习俗，一概予以革除，还伊斯兰教以本来面目。据此，他们做出了十条规定： 第一条，不准修建和崇拜拱北(门宦教主的陵墓，因其建筑呈圆顶状，故名)； 第二条，“尔麦里”(宗教功修)得自己去干；“讨白”(悔罪)得自己做，不承认门宦教主、老人家所给的“口唤”（意思是穆斯林要通过自己的宗教功修来履行对真主的义务；如果犯有罪过，则应直接向真主忏悔，求得真主的宽恕，而不能向教主、老人家忏悔，求得其宽恕，即“口唤”。）(宽恕允诺)； 第三条，在宗教功修中，首先应履行“主命”功课，然后再做“余功”，否则，不履行“主命”功课，就做“余功”，是“毕达尔替”(异端)，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第四条，人死后，办理丧事时，不准披麻戴孝，不准嚎啕大哭，不准过七天、百天、周年等，不准在这些特定的日子念“亥听”(《古兰经文选》)，以纪念亡人，因为这是汉族的习俗，而并非教规； 第五条，不过“圣纪”节和“阿舒拉”节即不念这两个节日，因为圣门弟子未曾过“圣纪”节；“阿舒拉”节乃是什叶派的节日；第六条，在举行婚礼时，不准唱宴席曲，不准摆针线等嫁妆，因为这些也属汉俗； 第七条，在办理丧事过程中，不用《古兰经》转“费的叶”(赎罪仪式)，而用钱转“费的叶”； 第八条，穆斯林妇女必须遵“主命”，戴盖头(或纱巾)，禁止缠足，因为这是汉俗； 第九条，不在坟地集体念《古兰经》，只能一人念，众人听； 第十条，穆斯林男子留胡须，以示遵循“逊奈”(圣行)。 这十条规定，俗称“果园十条”，是马万福提倡“尊经革俗”的具体措施。“果园十条”一发布，就迅速在西北地区传开，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的拥护和支持。然而，“果园十条”明确反对门宦制度，公开批判教主和老人家的做法，这不能不引起各个门宦的反感和反对。因为门宦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各个门宦的历代教主和老人家当中，既有学问平平，追逐钱财和权势的平庸之辈，也有学养深厚，淡泊名利的德高望重之人，良莠混杂，岂能一概而论?再说，提高穆斯林的信仰素质，必须与提高其文化素质结合起来，单纯依靠若干条规定恐难奏效。果然，“果园十条”一发布，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中，清政府在所谓“善后”处理中，又屠杀了大量穆斯林。反对派借机向官府告马万福参与了反清事件。官府以“皇上要犯，穆圣叛逆”的罪名通缉马万福，马万福东躲西藏。1914年(民国三年)马万福流亡到新疆哈密地区，在那里继续传播其主张。1916年，哈密县长奉新疆督军杨增新之命，逮捕马万福。第二年，因为马万福是甘肃人故将其押往甘肃处理。当时在西宁的甘边宁镇守使马麒是赞成马万福“尊经革俗”主张的人，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产生了将马万福请到西宁，给予支持的想法。于是，他先在私下里获得甘肃督军张广建的默许后，便派副官杨万财、哨官马克勤带领骑兵营营长(外号尕杂务)等20余人星夜驰赴甘肃永登县境内岔口驿将马万福及其长子马遇真、次子马遇道接来西宁。这一年是1916年。从此，马万福时来运转，由甘肃、新疆官府的阶下囚，变成了青海马氏家族的座上宾。1917年，由马麒出资在白玉巷(马麒公馆后面)新修住宅一处二院，安置马万福全家。 马万福在宣传其“凭经立教”、“尊经革俗”主张时，备受艰辛，几经挫折。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的马万福，此时也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调整宣传策略，变激进为温和，变急于求成为稳步推进。加上有了坚强的后盾——统治青海的马氏家族的支持，使他的主张比较顺利地得到传播。西宁地区的一些知名阿訇，如郁奴斯、尕卜、北沿、尕果干、马祥臣等仰慕马万福的学问和人品，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探讨教义，请教问题。而马万福则凭其渊博的经学知识，循循善诱、答疑解惑，巧妙地将他的主张宣传出去，并吸引了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如古铭瑞哈志、依卜哈志、奥斯玛乃哈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