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使甘、宁、青穆斯林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在这个时候，统治者如果实行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并尊重穆斯林的信仰，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矛盾就会缓解，愤怒就会平息，不致出现起义。然而统治者政策依旧，而且官府对穆斯林内部的教派之争，抑此扬彼，处置失当，使这种承受力突破了极限，从而引发了起义。 清初以来，西北穆斯林地区先后出现了四大门宦。这四大门宦虽都信奉《古兰经》、《圣训》为根本经典，但在一些宗教礼仪等细枝末节问题上有分歧。乾隆年间的甘肃河州、循化等地，这种分歧和矛盾主要是在马明心所创立的哲赫忍耶(那时的官书称新教)与马来迟所创立的虎夫耶花寺门宦(那时的官书称老教)之间展开的。马来迟于1728年(雍正六年)赴麦加朝觐，并游学阿拉伯各地，到也门虎夫耶教团学习多年，回国后，在甘肃河州传播虎夫耶教理，创立花寺门宦。不久，他和他的追随者在循化传播其教理，响应者很多，拥有较大势力。后来，甘肃武都人马明心(1721～1781年)朝觐卡尔白，并在也门学习卡迪里和奈格什班底耶教团学理，于乾隆九年(1744年)回国，在河州宣传哲赫忍耶学理。马明心雄心勃勃，言词激烈，对花寺门宦的做法多有不满。对此，《甘宁青史略》卷18描述道：“马明心自西域回，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意为道者公也、岂为一家所私有?”马明心咄咄逼人，马来迟深感不安。马明心在河州传教受阻后又到循化白庄一带传教，得到广泛响应，其声势“反盛于马来迟之教”(《循化志》卷八)当时撒拉十-'SE(相当于现在的乡)中有九工穆斯林改奉哲赫忍耶。其中得力信徒为贺麻路乎和苏四十三、赛立麦、韩依卜拉、韩二哥等。哲赫忍耶的长足发展，引起了花寺门宦的不满。于是马来迟之子马国宝向官府控告哲赫忍耶为“邪教”。按说，官府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之争应该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秉公处理，谁知这些昏庸的官吏根据个人好恶，听一面之辞，偏袒花寺，而压制哲赫忍耶，判将马明心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驱逐出循化，永不准再生事端。马明心虽然被驱逐，但他所传播的哲赫忍耶在循化依然得到发展。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两派又向官府互告、结果将哲赫忍耶贺麻路乎一顿枷打，充军到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同时，查封了哲赫忍耶的3座清真寺。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又有20多户加入了哲赫忍耶，花寺派又去控告，在路上遇见哲赫忍耶的人，双方打起来，哲赫忍耶一方被打死1人。此后，双方的斗争持续了近20年。到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由于官府怂恿、挑拨，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互相仇杀。花寺派到兰州总督衙门控告哲赫忍耶，陕甘总督勒尔谨派兰州知府杨士玑同河州副将新柱前往查办。3月18日，循化地区哲赫忍耶领袖苏四十三等率众假扮花寺派出来到白庄迎接新柱，以便探听官府的意图，而新柱竟当众表露心迹，说：“新教(哲赫忍耶)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循化志》卷八)这位昏庸的官吏不问青红皂白，不调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决意偏袒老教，尽洗新教。这能不激起新教的愤慨吗?苏四十三等搞清了官府的意图后，造反的信念更坚定了。当日晚，新教1000余人攻进白庄、杀死新柱，并剥其顶戴衣服正式揭开了反清起义的序幕。第二天，起义的新教群众包围了旗台堡，杀死了在那里坐镇的杨士玑等十余位官吏。3月21日，苏四十三率2000余人，由旗台堡出发，越过大力加山，直捣河州城，杀死知州周植和都司李琦、千总朱为奇等官吏，并打开监狱，释放全部犯人，受到各族人民欢迎。回、汉等500余人加入起义行列。

    总督勒尔谨获悉河州被苏四十三等义军攻陷后，一面调集兵力前往剿捕，一面下令逮捕了此时在官川的马明心及其子婿，把他们关在兰州监狱里，作为人质。苏四十三率众夜渡洮河，直奔兰州。一路上有不少东乡族穆斯林加入到起义队伍中。 3月25日，占领兰州西关，直接威胁着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北重镇兰州。消息传到北京，震撼了清廷，乾隆皇帝大为震惊，迅速调兵遣将，给兰州解围。命大学士诚谋勇公阿桂佩钦差大臣关防并尚书和坤赴剿；并令户部拨款180万两充作军饷。 3月27日，苏四十三率众从西关猛攻兰州内城，杀死城墙上的官员数人，对内城构成严重威胁，义军要求释放马明心。城内的布政使王廷赞想用缓兵之计以救危城。便命人将马明心及其子婿推上城墙，让马明心劝义军撤退。马明心拒绝了王廷赞的要求，向城外义军讲了几句只有穆斯林能听懂的话，并将“达斯达尔”(缠头巾)扔下来，义军领会到马明心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决心，更加群情激昂，攻城更为猛烈。王廷赞见马明心不肯屈服，便命人将马明心杀害于城头。这时，前来解围的各地清军陆续赶到。起义军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清军，毫不退却，越战越猛，打死打伤清军无数。经过1个多月的激战后，义军由2000多人减少到1000多人。为了缩短战线，苏四十三把义军集结到华林山上，坚持战斗，直到6月。兰州一战，久拖不决，乾隆连连发火：“此时官兵一逾一万，贼匪仅只千余，何难一举歼灭”（《清高宗实录》1129卷）。起义军只剩下很少的人马，仍浴血奋战，不肯投降。阿桂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在6月16日的奏折中说：“(义军)虽负伤甚重，苟延残喘，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有中箭五六枝尚持石奋击者。于官兵焚毁贼营时，犹复舍死前来抢夺粮食雨水……”（《清高宗实录》1135卷）起义领袖苏四十三手持矛刀，亲自组织反击，奋不顾身地冲向清军，最后战死沙场。阿桂等清朝官员竟惨无人道地割下苏四十三的头，悬挂在兰州城门，后又遵照乾隆谕旨将他的头传示各省穆斯林聚居区；想杀一儆百。并于省城将苏四十三的家属公开杀害。可是义军并未自行涣散，仍坚持战斗，拼死抵抗，阿桂又一次感到吃惊：“如果首逆及紧要头目被杀，自应溃乱，何以尚然死守?”（《清高宗实录》1135卷）最后剩下的100余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冒死突围，被清军围困，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而由撒拉族女首领赛立麦率领的另一支队伍早已过黄河至金城关，与清军展开肉搏战，在给清军以重创之后，全部阵亡。 这样，自3月19日在循化杀官起义到7月6日战死兰州华林山，经过4个多月的顽强战斗，苏四十三起义结束了。 很多学者认为这次起义失败了，并且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失败的原因。但本人认为，这次起义胜利了，这种胜利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是一种人格上的胜利，它彻底否定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腐败政治，否定了所谓的“乾隆盛世”，给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以极大的震撼和打击，让这些统治者明白了在天底下还有一些不向天子叩头，不向皇帝膜拜，不向暴虐屈服的人群。统治者也从中认识到了民反是官逼的结果，因而开始整顿吏治，整治贪官污吏，将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人以贪污、冒赈罪或处绞刑，或赐自尽。 至于军事上的失败，那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要求以撒拉族为主的区区几千人的穆斯林起义队伍完全战胜一个庞大的帝国——清帝国的军队。这是不现实的，军事上的失败是迟早的事情，关键是起义队伍表现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这一点连乾隆皇帝本人和钦差大臣阿桂也是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