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大学。同年，在印度来克脑大学留学的湖南宝庆人海维谅也辗转抵达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成为第四批留埃学生之一。 第五批留埃学生主要由成达师范学校派出。1936年10月，成达师范学校再度委派马松亭先生赴埃及，与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商洽成达师范学校选派留埃学生事宜。此事获得当时的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的支持，国王应允给中国穆斯林20个留埃名额，并由他负责全部资费，故这批学生被当时国内的穆斯林报刊称作“法鲁克留埃学生团”。马松亭先生回国后，立即着手组织考试委员会，积极筹备考送留埃学生事宜。这次考试原计划进行两次，但后因中日战事关系只举行了一次，录取了10名学生，另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送4名、新疆选送2名、四川选送1名、山西选送1名、北平选送2名，共20名，商定由各地汇集香港，组成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由成达师范学校委派该校教员庞士谦为团长，负责护送前往。但到了临出发时，因种种原因，20人中只有15人成行，他们是：马继高(四川成都人)、马宏毅(山西晋城人)、马维芝(河北献县人)、刘麟瑞(河北沧州人)、高福尔(新疆疏附人)、林寿芝(新疆轮台人)、范好古(河南周口人)、张怀德(河南庐氏人)、熊振宗(广州人)、杨有漪(北京人)、丁在钦(河北张家口人)、王世清(北京人)、金茂荃(山东泰安人)、张文达(山东沂水人)、李鸿清(北京人)。这便是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中最后一批留埃学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在庞士谦阿訇的率领下，于1938年3月23日抵达埃及塞得港，受到了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部长沙儒诚(国珍)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批学生顺利入学。此间庞士谦先生于1940年应聘担任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座讲师，开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开设中国文化课之先河。第二年，庞先生当选为爱资哈尔大学学生部部长，接替先期回国的首任部长沙儒诚先生，担负起中国学生部的领导工作，直到1945年归国（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详情见姚继德《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始末》(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综上所述，从1931年由云南明德中学派遣第一批赴埃留学生，到1938年北平成达师范派遣最后一批赴埃留学生，在这7年间，共派出33名留学生，这批学子志向远大，学习刻苦，学成归国后，为伊斯兰教学术文化的发展，为培养中国的阿拉伯语人才，为促进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马坚先后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有大量的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历史、文化方面的阿文、英文译著。如《阿拉伯通史》、《阿拉伯丸学简史》、《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教典诠释》、《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专著有《回历纲要》等。曾主持编纂《阿汉词典》等。还把全部《古兰经》翻译成汉文出版，成为国内外学者引用最多的译本。他还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翻译。纳忠先后被聘为云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曾长期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成为阿拉伯历史专家，著有大部头的《阿拉伯通史》等著作；纳训以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而闻名；林兴华、林仲明也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为培养阿拉伯语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学生活跃在中国的外交、新闻、教学、科研等领域；定中明被聘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并担任阿拉伯语系主任，著有《正道溯源》等著作，成为台湾学术、外交领域的活跃人物；马金鹏被聘为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教授，教学、科研双丰收，曾翻译《伊本·白图塔游记》；张秉铎、马维芝、马宏毅被聘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授，为培养宗教人才做出了特殊贡献；刘麟瑞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阿拉伯语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被公认为权威专家，中国的许多阿拉伯语教材均出自他之手。他们这些人堪称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材。

    （四）、创办报刊杂志 这个时期的穆斯林社会在创立社会团体，兴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以阐发伊斯兰教义，提倡新式教育，关注现实问题，交流信息，报道时事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光绪末年到40年代，有关这方面的报刊杂志达上百种，可谓盛况空前，充分体现了穆斯林有识之士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穆斯林创办的第一个刊物是《醒回篇》。1907年，留日的中国穆斯林学生创立“留东清真教育会”，第二年，即1908年，创办《醒回篇》。这个刊物虽然只出了一期，但它吹响了中国穆斯林觉醒的号角。至今读起来使人感到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该刊内容的特点是把民族、宗教与现实联系起来，与国家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清末的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该刊在“发刊序”中说道： “北尽黑龙，西跨天山，东南至海，其间一大帝国，昏蒙沉暗，佥曰‘睡狮’……自19世纪中叶以后，凡逆旅过客，秉烛夜游，辉光接天，吾人方酣眼，何殊聋聩—…·苟振衣起视，则见危楼飞阁，列天神仙子之居，而回顾同济，多处于濯淖淤泥中，初不谓我境内之公园蹊径，经彼设施，独摈吾地主游踪，恐泣蕙路，殆不齿吾于人类焉。曾游沪上之有心人，莫不悼为含垢蒙耻也。……呜呼!噫嘻!谁作孽耶?其天耶?抑人耶?奈何我皆醉而彼独醒也?” 这段话具体描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丧权辱国，任人宰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与愤慨，字字血泪，句句真情，感人肺腑。该刊进一步强调，中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应团结——致，同舟共济，共赴国难。认为： “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一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乜。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 该刊大声疾呼： “欲唤起回教同人，当知回教与中国之关系，发奋兴起，实力担负中国国民之责任。”“愿我教青年子弟、志士仁人、作尔气，奋尔力……上而报效国家，下以授拯苍生。” 该刊还缅怀穆斯林的历史文明，回顾往昔的辉煌，感叹近代以来的衰落，用以激励后人，指出： “当中世纪文明垂绝的时代，为欧学继往开来之津梁，文化彪炳，照耀全欧。”“所谓几何学、天文学、解剖学、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