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商团以“勤力操练，灌输革命思想”为宗旨，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同志会”的各项活动被时人誉为“清真同志之爱国热忱”。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穆斯林积极响应，纷纷组织团体，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山东组织了“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天津穆斯林团体则积极要求加入当地的各界联合会组织，北伐战争后，北平成立“中国回民公会”，以“从事中国境内民族的广义团结”为宗旨。华北产生了“以精诚团结，维护本教荣誉”为宗旨的反对1932年《南华文艺》和上海北新书局“侮教案”组织——“华北回民护教团”。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大规模侵华，民族危机加重。团结抗日成为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中国穆斯林除了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以外，还组织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高级将领(后一度当过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电请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松亭四大阿訇及唐柯三、孙绳武等穆斯林知名人士，云集武昌，共商建立穆斯林救国团体事宜。1938年2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成立，白崇禧任理事长。该会成立后，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市)建立分会，宣传抗日，组织抗日运动。该会组建了“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会”及“西北问题研究会”、“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广青年服务团”、南北两路抗敌“巡回工作团”、“编评委员会”，等，以“发扬教义，团结回教民众，协力救国”为宗旨。该会还组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中国回教朝觐团”等，开展民间外交，向伊斯兰国家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觊觎边疆的阴谋，求得其对我抗日的理解与支持。该会所属的山西、云南、宁夏等省分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山西分会干事长马君图率“回民抗日义勇队”在太行山一带抗击日寇，重创敌军，1940年在晋城遭敌人拘捕，以身殉国。这类组织，较早的还有1937年成立的“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同年成立的包头“西北回民救国会”和1938年2月成立的“甘肃回民救国协会”等等。这一时期，穆斯林青年组织也很活跃。1938年6月成立于武汉的“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救济、宣传、收容难民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以上简要介绍了穆斯林在民国时期建立的各类社团。其实，上述三类社团只是大体上的分类，其职能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很多社团既提倡教育，又研究学术；国难当头，又进行救国运动。

    （二）、提倡新式教育 中国穆斯林的教育经历了几个阶段：从零散的家庭教育到经堂教育(清真寺教育)再到新式学校教育。 新式教育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经堂教育在弘扬伊斯兰教、培养宗教人才、维系穆斯林社会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经堂教育毕竟是在明清统治者“汉化”、“儒化”政策的压力下，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由穆斯林群众自发地办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因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一些先天性的不足。比如它为了抵制统治者的民族同化政策，只是本能地消极地关注对人进行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灌输，而忽略或无力顾及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久而久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它的局限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对此，穆斯林的许多教育家都有深切的认识。中国穆斯林现代教育家马松亭阿訇指出：“这种保守的教育，中国回教也凭着它延续千余年的生命。不过课程方面以文法课居多，于义理典籍比较少。至于社会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上什么时代精神、国民意识，无形地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明显的。（《禹贡》第5卷第11期）”中国现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马坚先生针对经堂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的偏差指出：“回教社会固然需要精通伊斯兰教义和教律的专门人才，来主持宗教的事务，而为一般教胞的导师与顾问。但此类专门人才的培养，颇不容易；必须选择天资聪颖、性格纯善、志趣高尚的青年，而授以专门的学识，再加以宗教的陶冶，使他们成为有道德、有学识、有思想、有眼光的学者……但回教社会所需要的宗教人才是有限的；穆斯林子弟固然不是个个都适于作宗教师，即使统统都可以成为宗教师，势必会发生供过于求的现象，而大多数的毕业生必定失业……回教社会不但需要宗教师，同时还需要教员、医生、法官、律师、裁缝、木匠……社会愈进步，分工愈细密，则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愈多。凡是回教社会所需要的技术和工艺，必须有一部分人去专攻，才能满足回教社会的需求。某种专门人才缺乏时，回教社会有培养此种人才的义务；各种人才都齐备时，回教社会有督促各种人才各尽其职的义务……中国的伊斯兰教胞因为不明白这条规律，所以历来不注重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有钱的不肯出钱，有力的不肯出力；以为办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不能获得真主的赏赐；有子弟的，不问其资质如何，个性如何，志向如何，总要强迫他到宗教学校去；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尽其为父兄的义务。大多数的子弟都因秉性不相近，而中途废学，不但不能为宗教服务，甚至没有谋生的技能。同时，回教社会感觉人才缺乏；回教社会所需的技师，不能不仰给于教外的同胞。”（见马坚译：《回教教育史·序》） 这种先天不足而保守的经堂教育在封闭的社会尚能以不变应万变，依然如故地维持下来。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了，外国的科学技术逐渐走进国门，各种社会思潮也纷至沓来。尤其到清末内忧外患加剧的情况下，“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思想流行开来，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推崇，并将它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穆斯林当中的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士目睹国弱民愚、穆斯林大众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感到忧心如焚，觉得靠单一的经堂教育不能满足穆斯林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认为应该打破经堂教育数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转变观念：另辟蹊径，办起了一种独立于经堂教育，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内容的新型教育，或者说是宗教伦理道德与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的教育，史称“新式教育”。 新式教育的最早创办者是童琮，他于清末(光绪年间)在镇江创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的同时，办起了中国穆斯林历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学校——穆源学堂。后蒋森书在南京创办钟英中学；安铭在北平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办清真偕进小学；张子歧在营口办初级小学。然而，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阿訇所进行的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兴办新式学校教育的活动。 王浩然(1848～1916年)，名宽，浩然是他的“字”，北京人，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