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物质条件下，编写一本全新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谈何容易!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家多语种的外文印刷厂—北京外文印刷厂的阿拉伯文印刷技术设备十分简陋，根本没有带读音符号的阿拉伯字母铅字模具，而标出每个字词的读音符号恰恰又是阿拉伯语字典最主要的功能，绝对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编者只好自己制版，然后再交给出版这本词典的商务印书馆影印。于是，在马坚教授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个耗费时间、精力、甚至于“视力”的漫长的手工作坊式的艰苦奋斗历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打字员用马坚教授从埃及带回来的一架旧打字机在出版社提供的稿纸上打印阿拉伯文词条，然后教研室的一位教师将印刷厂预先铅印好的中文字条一个对一个地粘贴上去。最后，再由马坚手执放大镜逐个词条地审校，同时还要用手写的方法为每一个阿拉伯字母标上读音符号。从1959年到1961年，马坚教授用了三年的时间，对新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初稿逐字逐句审读，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这期间，马坚教授曾因糖尿病趋于严重而住进北京医院。可是，即使在病房，他也舍不得浪费时间，依然抱病坚持审稿，护士目睹此景，不禁感叹道：“您这哪里是在养病啊!”马坚教授后来的视力之所以急剧衰退，与当初审校这部《阿拉伯语汉语词典》过程中每天长时间地盯着词条上那些细小难辩的阿拉伯字体审看有很大的关系。

    这部120多万字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终于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的前夕出版了，其中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马坚教授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原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这部词典的封面和版权页上，却根本看不到“马坚主编”的字样。马坚教授对此倒是很坦然，他说：“只要词典能出版，供大家使用，解决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就算起到作用，尽到我们的责任了，署什幺名不重要。”这一席话既表现出一个学者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也反衬出当时被东方语言系里一些人视为“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马坚，在极“左”政治气氛甚浓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所受到的压制和不公平待遇。

    尽管在1966年早春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殊政治气候下，这部词典的问世颇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不过，让人颇感意外但也令人欣慰的是，出版发行仅仅三年之后的 1969年秋，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总共5000册就己告售罄。然而可悲的是，这三年却正是马坚教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人格尊严屡遭践踏、身心健康饱受摧残的三年，一句话，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三年!

    六、参政议事

    1949年9月，马坚教授作为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了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齐聚中南海怀仁堂，共商建国大计，参与了包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旗和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工作，并以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的身份出席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亲眼目睹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性一幕。国庆之夜，当马坚教授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那激动人心的“火树银花不夜天”之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个人和少数民族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是如此的息息相关。　

    马坚教授积极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为增进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给政协会议的一个提案中充满激情地这样写道：

    “我们历代的祖先，为了要求这些自由平等的权利，流血奋斗，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获得成功，他们的愿望才得到实现。我们生当盛世，应该欢欣鼓舞，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与各民族团结互助，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汇刊》，第30号提案)

    50年代初，马坚教授曾经有的放矢地撰写了《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幺不吃猪肉》两篇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结合上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述，澄清了当时人们在“伊斯兰教是不是以武力传播的”和“穆斯林为什幺不吃猪肉”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马坚教授为消除回汉同胞之间的误会，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主席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季羡林教授回忆说：“解放以后不久，我当时还住在北京东城民主革命胡同。有一天，我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同志来看我，他告诉我说：‘请你转告马坚教授，毛泽东先生看了他那两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幺不吃猪肉》，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民族之间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由此可见，马坚先生在解放初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季羡林在北京大学《纪念马坚教授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6月9日；参见《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6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