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贞观二年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伊斯兰教发展史上所谓的“传道之年”有关。据说这一“传道之年”就是唐贞观二年(628),穆罕默德曾向九国派遣宣教使节[49]。清代回族学者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所载其事是六国,其中也没有中国[50]。是回族民间将“传道之年”附会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年,并在《回回原来》和一些清真寺汉文碑刻中进一步体现出来。河南回族民间也是在此背景下进行附会的。更有甚者,河南还有一些地方又误将附会的贞观二年传入时间作为当地清真寺的建立时间而广为流布。开封碑刻资料将东大寺的建寺时间上溯到唐初,是在很大程度上传抄了西安清真寺碑刻的。开封东大寺《古制连班序》载:“行于西域,流延漫于中华。唐朝玄宗知默德之教同中国圣人之道,天宝元年遂命工督工官罗天爵创建清真寺”[51]。其所载内容显然和西安大清真寺的碑文相似,只是地点由西安移植到了开封[52]。
再次,我们来分析一下回回为回纥后裔的传说,即回族来源和“安史之乱”的关系问题。该观点最早由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也”[53],认为回回为回纥的发音转声。清初回族学者沿袭该说,并做进一步解释:“盖吾道之自西而东也。始于隋唐,经回纥国来。回纥乃中国之边译,亦天方之边译也。行天方之教,教类相似,则以吾人亦称回纥”[54],又将天方和回纥混为一起。水子力撰文记载唐宋时期回回名贤24位,其中18位都注明是回纥人[55]。近人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与演变》[56]和李松茂《“回回”一词与伊斯兰教》[57]先后发表,支持回纥转声之说。唐朝中期以前,回纥的大本营还在蒙古高原,在西域只是有零星的活动,更谈不上信奉伊斯兰教。转信伊斯兰教,是在848年回纥西迁以后的事了。史学界已经证明回纥与回鹘及至后来的畏兀儿、维吾尔,一脉相承。源于唐代回纥的民族是维吾尔。相反,回纥演变成今日之回族的史证至今没有发现过。
对于回回为回纥发音转声说的错误,金吉堂在民国时期就指出:“历来言回教者,自顾炎武《日知录》始,每以今之回回,为唐代回纥后裔,率以谓此教由回纥人传来此间,回纥之音转为回回,指鹿为马,实为中国回教史一大症结所在”[58]。马以愚也指出:“回教之入中国久亦,而论者多殊,谓之陈隋之间者,则未之察也;谓之回纥为回教而名之者,则未之思也”[59]。今人马肇曾也撰文进行了详细地很有说服力地批驳[60]。 “回”是从“回纥”一词来,只是后人的附会。“元时回回遍中国”,是中国的一句古老的谚语。因为“回”人信仰伊斯兰教,中原人把当时身边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归入“回回”一类,“回回”这个名称便在中国历史和社会中传布开了。
但问题的关键出在什么地方呢?姚大力先生对此已做过精辟的论述。笔者以为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回族民间有意或无意地将伊斯兰教和摩尼教混淆了。《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所由立也。丁谦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解释得清楚:“以唐元和时,始进摩尼,当时未悉源流,因其来自回纥,遂以回回教称之”。在河南,从现存碑刻资料中可以约略寻出一点线索。如,镇平县柳泉铺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增修清真寺碑序》载:“回教之有寺……方其奉朝请入中国,首建恒圣寺于羊城,继修磨呢寺豫境,其后寺宇遍延天下,有谓清真寺者,有谓礼拜寺者,至今皆以清真为名焉”[61]。在河南以外,回族民间也有将回回与摩尼教混淆的现象。如,山西太原清真寺清光绪二年(1876)有碑刻载:“易思摩尼教门,新新不息而已”[62]。北京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亦载:“回纥自隋开皇时始入中国,至唐元和初偕摩民进贡,请置寺太原”[63]。后来,又混淆了回纥和大食的含义,演绎出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应中国邀请,派兵助唐平叛安史之乱,其中部分留居中国,成了今天回族一部分的故事。显然是望文生义,不明其理。而云南昭通回族《马氏家谱》等其他回族族谱的类似记载[64],则是混淆了借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和征南诏的历史。至于回族民间直接皈附与“安史之乱”有关的郭子仪为祖先显然也是虚构的。郭氏族谱记载郭暧到郭文宪相隔七代。但实际上郭暧生卒在唐至德和贞元之间(即767—805年),郭文宪生于元代,两人之间相隔五六百年,一般应该是相隔了一二十代,而族谱却说成七代。显然,这样的记载是很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至于回族家谱称其先祖所非尔是穆罕默德的后裔,北宋时入居开封,后蔓延各地,更是有虚构的成分。所非尔至赡思丁,经历了北宋神宗到南宋理宗九帝,但按其重大事件线索对照《宋史》,均不见记载。《马氏家乘》载自所非尔后“五世均臣宋室,一百六十年之间,功盖寰宇,莫可言喻”。160年是从1070到1230年,期间咸阳早于1125年就在金朝控制之下,1141年“绍兴议和”明文划归金朝,直到1234年落入蒙古人之手。但《马氏家乘》仍说马乃丁“宋理宗淳祐二年壬寅,授布政通运使、平章政事,总督天下军务,封云中郡公,再赠太尉,仪同三司,封雍国公”。淳祐二年,赡思丁已在蒙古宪宗朝燕京断事官任上。封“云中郡公”是元第二代皇帝大德元年的事了,这时南宋已经灭亡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