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在宋代有记事的回族先民是明成化四年（1468）创修《怀宁马氏宗谱》，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马氏在河南的入居、发展以及后来蔓延全国其他各地的状况。马氏后裔马肇曾曾撰文详细地对照《宋史》以及相关史料考证了宗谱中记载的宋代人物，力图证实宗谱关于祖先叙述的正确性[65]。但从考证的逻辑上讲，马肇曾没有证明出《怀宁马氏宗谱》在明代创修时有没有参考或者直接抄袭了《宋史》以及相关的史料，因此笔者认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怀宁马氏宗谱》关于宋代人物的记述的真实性，当然这并不妨碍关于肯定明代回族马氏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了。

     三、祖先追溯与回族的“传说时代”

     关于回族在唐宋时期的历史渊源，回族学界往往纠缠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间的考证。其中就有隋开皇年间说、唐武德中说、贞观初年说、永徽二年说、约八世纪说、唐肃代二宗时期说等。近年来，学界对此研究又进一步发展，杨怀中指出：“要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个确切的绝对的年月，看来是有困难的，我们只能把它大致推断在一个相对的历史时期里”[66]。李兴华的观点更为明确：“不必非要拘泥在某一个具体年份或某一个具体历史事件上，不妨将传入时间视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定数量的外国穆斯林通过来华并居留转变为中国穆斯林所必须的起码的时间区段”[67]。金云峰在观察视角和认识基点上有了新的突破：“要确定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标志，必须从外来穆斯林定居中国开始，穆斯林来华定居应该成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68]。杨文炯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对蕃坊的解析，提出了伊斯兰教入华“社区”标志说[69]。但笔者认为，问题还是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原因有二：一是忽略了大食的涵义，没有确凿地证明回族和唐宋时期在华穆斯林之间必然的历史渊源关系；二是忽略了回族唐宋时期源流传说的虚构成分，误将回族“重构的历史”当成真实的历史了。

     客观地说，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一直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可靠的文献典籍，也无汉文译著，是局限在侨民、移民中的宗教，并未在唐宋普遍传播。唐人笔记小说中尽管有大食商人的故事，如，《太平广记》载唐代的牛肃，在天宝二年（746）见到“胡商”在开封卖药[70]。开元初（713-714），俊仪县尉李勉在睢阳遇到一年老的波斯商人，称其在此经商已经20年[71]。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载有开封回回经商事：开封的“万岁山大洞数十，其洞中皆筑以雄黄及炉甘石。雄黄则避蛇蝎，甘石则天阴能致云雾，蓊郁如深山穷谷。后因经官折买，有回回者知之，因请买，凡得雄黄数千斤，炉甘石数万斤”。但大多是购买、售出珠宝的内容，没有传教的痕迹。

     何况这些不见史册的“胡商”假借或冒用“大食”之名，因为当时唐人把来华贸易的西域商人不加区别，经常统称为“大食人”。8世纪后，随着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对伊朗长期占领，一些讲伊朗语的人逐渐改奉伊斯兰教，因而讲波斯语的穆斯林也被视为阿拉伯人，并被其周围相邻的民族称为大食人，因此大食的涵义也随之扩大。例如，8世纪突厥文碑铭中的“大食”（Tajik），就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这种对大食一词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理解，无疑有助于人们研究唐宋时期历史文献中有关大食的记载。但现在一些学者和回族民间一见唐代文献上有“大食”两字，就误以为全是阿拉伯人。学者爱举的例子是唐宣宗大中初年，大食人李彦升曾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使人产生错觉，似乎他进入长安就标志着伊斯兰教也能传入长安。其实，华化后的李彦升是由汴州地方节度使卢钧推荐的“宾贡”人才[72]，并不是来传教的人物，只能表明汉化很深，与伊斯兰教没有什么关系。至于现在考古发现有阿拉伯的文物，也只能说明大食贸易的往来，而不能证明伊斯兰教的传入。唐代洛阳的铜驼陌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市场。铜驼里坊即是“蕃坊”[73]。开封宋时为都城，今天开封还流传有“十三坊”的说法。还有很多碑碣云清真寺在唐代已建立，如，镇平县城关重修清真寺正殿拜殿及讲堂居屋碑记：“回回本居西域，自唐时进入中原，历宋元明以及大清至今，千有余年”[74]。禹州创修枣园清真寺碑记：“我教自唐渐至东都，元明大盛中华”[75]。禹州皂角坪创修清真寺碑记：“皂角坪有教门者天方人也，由唐及今迁居多年”[76]。但目前尚无信史可证。学者如莱斯里（Leslie,Donald）认为关于唐代清真寺的叙述只是传说[77]，朱容章和黄新亚甚至认为中国的第一座清真寺建于1127-1279年间的南宋[78]。

     在历史述事上，现在许多学者都认识到“历史”常常是选择性的或是虚构的；研究族群现象与民族主义的学者也注意到，共同起源（一个祖先或事件）的历史想象常在某种群体认同下被选择、创造出来。我们应把历史事实——真正发生了什么与历史记忆与述事——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分别开来。考虑到唐宋时期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和回族联系在一起，笔者以为将这一时期定称为“回族传说时期”，这是因为一方面能比较客观地反映这一时期作为回族历史渊源的真实特征；另一方面，也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回族族源传说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在回族认同民族化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