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族唐宋时期源流传说的产生和发展有助于维系和强化回族群体组织的内聚力，使民族认同逐渐得到了加强。凯思（Charles F.Keyes）有一个被西方学者广为认可的观点，即民族是由“世系”（decent）构成的，分享共同的世系说法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形成民族的最基本概念，而共同的世系又往往通过宣称具有共同的出生地而得到加强，即使这种说法是虚构的，该民族的人也坚信不疑[82]。由于历史意识的建立，历史被不断地叙述。在这个过程中，回族民间就自然地建立起一种文化上、种族上的归属感，会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回族迫于时势需要，“追溯祖先”以及后来在饮食、服饰、观念等方面进行了适当调适[83]，有其自身的理性和内在理由。各个地方回族源流传说尽管存在不少差别，有的真实准确，有的牵混模糊甚至虚假，但表现出的民族心理，却是相同的。在回民自己看来，源流传说中所谓“事实性”部分和“虚构性”部分的界限是不存在的，传说本身即为一个统一的、真实的存在。不仅所有这些源流传说类型折射出回族母体的共同特征，而且回民也确实存在着试图在族谱或口头传承的层面上建立某种联系的动向。

就认同而言，回族源流传说强调的是“共同起源”，源流传说被设定在一定的历史性时段，从而就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聚焦功能，使得在回族发展史上本来可能就具有多样化来源的回族祖先，被策略性地浓缩到了历史的一个时点和地点。源流传说被塑造为一种神圣象征和文化符号。回族在通过这种象征可以证明本族血统和文化的纯正持续，以表达对异族文化的抗拒和排斥，维护自我的文化情感、社会尊严和身份地位。同时，通过这种象征寻求“我从何处来”的原创符号和“族谱”的源流轨迹，可以证明自己与同样持有这种传说的“同宗”，以此获得同等的文化认可和情感尊严，联结延续民族文化。要之，回族把这种象征作为“自我判定”的凭据，并以此获得自我状态的认可和社会历史身份的肯定，重新定位规范民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回族源流传说也是回族认同的一个层次，尽管有时它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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