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尊重 
   
      因为有着早年与底层民众结合在一起的生活经历，张承志便始终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一类型的人群，而1984年又是他与民众再次真正结合的一年——这一年，他基本脱离了文人圈子，来到西北地区的偏远农村，深人并融合到回族民众的生活中；此时，他不仅具备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思想和理论上已经成熟。和早年与民众的感性结合略有不同的是，这时他已做到了升华。 
   
      张承志关注底层民众，并不完全限于对他们非常匮乏的物质生活的描述上。他所要求于自己的，或者说强烈地要求于学者的，首先是要做到比较准确地描述出民众生活及其社会结构真实的原态，并进而尊重民众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包括信仰。学术文章《刘介廉的五更月》④中，他谈到了回族社会和回族学术问题，他写道：“在中国，伊斯兰教是一种有着一千四百年发展史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与学者的寻章摘句不同，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若无刘介廉等数人，何谈回教学术！”“民间”理论最早由一些文学史家提出，意指那种处  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边缘的社会存在及其文化，它不只包括农村，也包括市民社会；其中既有原始的正义感等，同样又藏污纳垢。但张承志对这样一种“民间”理论显然是非常不满的，多次表示过反对意见。我个人理解，张承志的“民间”概念应更多指向一种实体，即底层民众在其中默默地存活、生息、挣扎，时或斗争，因此，它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形态的描述上。要真正理解民间，无论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或是其他从事类似研究的学者，须要做到对民众生活的平等态度的认识，并投身其中，把握其心灵、情感和价值观念。张承志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完成他所设定的这种学术理想。《（热什哈尔）：拒绝现世的学术和艺术》⑤一文，通过对回族内部一部经典著作《热什哈尔》的讨论，先是简略地勾勒出其时回族生活的贫困绝境，然后以更多的笔墨描述了“底层‘民众的理想”，“包括真实，一切的真实都比不了心情的真实；一切的心情都比不了信仰的存在”。张承志在这里特别强调出的“信仰的存在”，正是回族社会生活和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心情。信仰是回族生存价值观念的直接体现。 
   
      张承志关于底层民众尤其是回族民间的描述，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的。回族在历史上一度处于弱势和受歧视的社会状态，“回民如大河，但只是在底层流淌”，他们之所以生存至今，正是依靠了真实的心情和不变的信仰。因此，对回族信仰的强调性的描述，就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张承志的“民间”理论还体现在对内蒙古草原文化的描述上。在《历史与心史》⑥一文中，他指出在草原上一切生命平等的观念是理解蒙古族底层民众生活的切口。小说《黑骏马》改编成电影后，他在《音乐履历》中有过一个评价：“我觉得电影对那首古歌勾勒的基本游牧世界的画面，以及它叙述的那种古朴的生活方式，缺乏神会和探究”，这表明张承志即使是对文学作品也不单只要求某种文学的表达技巧，而是要表现出内蒙古草原生活的诸种形相。《牧人笔记》既是一部散文作品，也是一部学术著作，从“摇篮”一直写到“古歌”，虽然只叙述了乌珠穆沁游牧社会的季节、生产、家族、社会构成、家畜与牧人的关系、人的特征与感情形式，但它把握住了草原牧民有关生命、禁忌、信仰诸多方面，是在典型的民族学框架内处理了一个学术个案，因此是一部民族学的力作。 
    
     从学术文化所要产生的实际效应这一意义上来说，张承志对底层民众生活结构及心灵信仰等的表述，还针对着一种现实的背景，那就是以尊重真实的信仰来消解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及时下流行的拜物哲学倾向。比如，他对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论述及宣扬，目的是在为中国文化学术提供可能的新鲜血液或参照——这是张承志学术思想中又一个最重要的命题。 
             
        三、对轻视民众主体的学术现象的批评 
   
       张承志学术思想的组成中，也包括他对学术界中一些无视民众主体的现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一些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者的批评上——实际上这一类型的学者正是他始终指斥的“智识阶级”或“伪士”的一部分，其批评更为严厉。“智识阶级”和“伪士”是鲁迅曾经使用过的两个术语，张承志借用过来，用以批评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在他的文学散文中，这已成为一种类型：无信，脱离民众，谋私利，或其创作及学术目的具有他种可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