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张承志赞扬了“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尊重底层民众和献身学术的精神；同时，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与此相反的另一类型学者，比如他讥刺了“新潮派”，在《心灵模式》⑦中，他写道：“新潮派并没有确立自己。他们的办法不过是把水兑稀。他们没有发现，只是听说。他们没有基础，不敢浓缩和朴素化。他们一窝蜂低价贱卖中国的民俗画，却缺乏对民众的感悟和敬重。新生的这一代知识精华中，只有极少数可能掌握着现代主义；而大多数却可能堕落成投机商或买办。”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一文中，他再次批语道：“不幸更多见的，却是书斋三五年中，时做两句采风，归来炮制20万言的例子。而且继以上献国策，下为人师。要么粉墨登场，庄严地宣读于外国大学的答辩会。而洋人有几个知道中国的弯弯绕？归来都是‘博士’，从此语言膨胀，步步压迫来源于底层中国的话语。” 
 
        与此密切相关，张承志又严厉地批评了“伪学”。概括起来，他对“伪学”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尊重民众的情感和心灵等，二是“敬学问远大义，谢绝布衣之士的精神”。三是歪曲民众生活或对民众实行某种话语抑制。《师命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⑧一文中，他批评了“伪学”之后，提到中国考古学及一部分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众的特殊的血肉关系”和他们从事的学术，以作为对立于“伪学”的另一种新的知识群体。 
   
       张承志对“伪学”的批评，根植于他对学术史的考察、分析和评判基础之上的，然后结合中国的学术实践，有的放矢，因此他的批评具有充足的论据和厚实的分量。在上引几篇重要的学术文章中，张承志剖开了19世纪实证主义的内核，他认为这种学术忽视“人的存在”，而20世纪各种现代思潮的学术尤其中国的“新潮派”们猛剖了实证主义的墙基之后，却并未确立自己。张承志在这里运用了一个正面的术语，即“现代主义”——大多数“新潮派”并没有确立自己，只有少数人掌握着现代主义。虽然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但联系他的学术思想，所谓学术中的现代主义应该是基于对人的原则的把握；其次，是对民众生活和情感的尊重和深人；最后是“人民性”的确立（这是他在《黄土与金子》⑨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就方法论而言，现代主义是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平等的“对话”，而不是研究者对被研究者采取某种话语压迫的方式。 
    
      “伪学”（包括著作、论文等）无情感无灵魂。真正的学术应该是有灵魂的，这也是张承志学术思想实践的一个主要特点，尤其在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研究中，他不仅对自己如此要求，对其他回族学者也充满着一种期望。相应，在《黄土与金子》中，他谈到中国回族及其生活哲学中具有本质性的概念即“神秘”，研究者只有在感受到这一切之后，才能发现自己面临着进人的困难；缺乏感情及一种体验就是缺乏起码的研究基础，他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的评价即“书中含而不露的叙述中隐约可见成熟的情感”，实际上是对回族及伊斯兰教研究者标示出的一种必要追求的学术境界。 
              
       四、文明主体和文明代言人概念的提出 
   
       张承志了解并熟悉世界学术大势，他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尤其是美国的“文化霸权”理论始终保持着警惕。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中，他指出：“与殖民主义孪生的西方学术的癌症在于，它曲解和压制了文明的创造者对自己文明的阐释权。”西方学术中这种带有歧视性或称之为“文化霸权”的理论，对中国的学术也产生了可能在至今还未消除的影响。
       在最近增补重写的学术文章《波斯的礼物》⑩中，张承志详细考察并描述了清末洪钧出使欧洲的历史情况：洪钧惊异于欧陆学术的丰富发达，惊异之余，开始着手著作，归国后已完成《元史译文证补》20卷，在其时中国的学术界“引起了惊雷般的轰动”，可惜这种轰动的结果只是对西方的一味追逐，而并未尊重波斯、蒙古、突厥、阿拉伯，“洪钧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忙碌的，大体上只是一个介绍、追撵。甚至取悦西方的过程。欧洲在一种仰视的目光里被中国人琢磨。欧洲列强的思想、方法论、世界观，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圣经，刻苦攻读，咀嚼再三。欧洲的东方学，在被学习的过程中锤炼得博大，也日益富于优越感。”对西方的追逐，阻挡了“最独立的思考”；但是在另一方面，波斯的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在对比分析了有关《真境花园》的几种翻译后，张承志写道，“有无一两篇译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明天或后天，迟早会出现民众的文明发言。暗涌已潜在许久，新潮正方兴未艾，文明解说和代言人资格的问题，民众的文化权利问题，可能就在这个以波斯苏菲诗歌的翻译作业中，破土而出，登上大雅之堂，以新世纪的进步的名义，成为未来学术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