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主体、文明代言人等严肃的学术命题，是张承志思考已久并成熟于胸的，他个人的文学事业在实践着这些命题，他的学术事业同样如此。《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一文，集中体现了他这一重要的学术思想。 
   
        关于文明主体或民众主体，张承志有两个非常深刻的描述，一是“天下万民，生而知之”；二是“鲜活的民众生活中藏着正确的解释”。文明主体和创造者即老农、牧民、社会底层的大众，他们对生长于斯的家乡山河，知道得最为细致；可是民众知而不言，因为他们没有书写的能力，没有对文化的主权意识，更何况他们不习惯发言，而且“羞于解释常识”。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文明的阐释者，不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而是高奥的学科原理和教授训练”；正因为如此，讽刺早就存在其中，这些高深的学科或原理，有些实际上就是常识，是“生活的常识”，却被描绘，被猜测，并且日益将其复杂化。这样的学问，“对于苦难的文明又究竟算是什么呢”？ 
   
        对此，张承志提出了文明代言人资格的问题，他引用了民族学大师摩尔根被美洲原住民接纳为养子的历史事实，认为这是解决文明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在代言人与文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知识分子要纠正自己的“地位”，重新确立自己与文明主体的“地位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张承志不止一次地呼吁着“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作为文明的代言人，他们（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学术实践中，要“用心记取原样的生活”，要“学会和底层、和百姓、和谦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对话”，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是指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关系，并强调指出，“在这种对话的处理中，——必须充分给予被研究者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⑾。张承志与此略有不同的是，他对文明主人和文明代言人关系的表述，更重视向文明主人的求教，接受那种“严谨的、或者是直觉的质疑”，以此来造就一种“朴素的学术”——当然，代言人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思考或信念，是具备代言资格的前提。 
   
       总括起来，张承志的学术实践不是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他反对那种无情感、无灵魂的学术），他的学术思想中有着对现实、对民众的强烈的关怀意义，也就是说极具现实性；他提出的文明主体、文明代言资格等重大的学术命题，对当前的学术界应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补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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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回族研究》，1999（2）。
    ②（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166页，青海人民出 版社，1982。
    ③④《以笔为旗》，116页，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⑤⑦⑧《清洁的精神》，140页，154页，131页，安徽文艺 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
    ⑥⑨《荒芜英雄路》，241页，209页，知识出版社，1994。
    ⑩《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 （1）。
    ⑾乔治·马尔库塞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0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