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桑和倭玛亚家族发生纷争时，哈桑和穆阿威叶成为对立的两方。哈桑的一些支持者乐于不闻纷争，专注于知识和功修，有人说他们也是早期的“穆尔太齐勒”（在认主学家看来），穆里托说：“他们自称为‘穆尔太齐勒’那是当哈桑承认穆阿威叶的哈里发地位时，他们离开哈桑、穆阿威叶及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曾是阿里的追随者，他们常坐于家中和清真寺里，他们说：‘我们忙于知识和功修。’于是，他们因此被称为‘穆尔太齐勒’。[3]

       从这些论述中你可以看到，那一时期的政治动荡的局势促使一部分穆斯林很早就满足于索居的生活和功修，从而不致于淹没于政治分歧的惊涛骇浪之中。

       如果我们了解到倭玛亚时代（除去欧麦尔·阿齐兹统治的那一段）有很多迫害和对对手的残酷打击时，我们就会明白，苦行主义和索居在很多人中间盛行是很自然的。

       倭玛亚家族在卡尔巴拉杀害侯赛因就是一例，这一事件当时在穆斯林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倭玛亚王朝的暴政变得日益残酷。“库法人后悔了，在侯赛因卒之后，他们称自己是忏悔者，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们曾经许下的援助侯赛因的诺言。一部分人离开这个充满罪恶和勾心斗角的社会以求灵魂的得救。他们认为四大正统哈里发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他们之后屈从于执政者（指不义的倭玛亚人）是最不幸的人。”[4]

       穆河塔尔·欧拜德在麦尔旺时代领导了悔罪运动，由于倭玛亚人的失败，他在一些小王朝得以发展，但他在伊历67年，被暗杀于库法。

       如果说穆河塔尔是反对倭玛亚统治的积极性运动的代表的话，那么，很多穆斯林并没有援助真理，反抗专制的暴政。在到处是是非、纷争的环境中，他们面前的路只能是从社会生活隐退到功修生活和苦行。的确，伊斯兰不赞同这种消极行为，但是，政治和社会形势逼人做出选择，它的号召力远远大于一些人的宣传。从另一方面来说，很多人避开政治纷争埋头于功修，这本身也是对执政者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倭玛亚时代的确是一个流血的时代，禁地麦加和麦地那的尊严也受到了挑战。管理禁地的都是倭玛亚家族的人，如欧拜顿拉·宰雅德、胡伽委赛格菲。为了私欲，他们残酷的对待人们。纯洁、高尚的精神走了，很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一切都促使他们走向苦行，因为在那时，尘世在他们眼中已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除此之外，穆斯林在倭玛亚时代的社会生活也大大不同于穆圣时代、四大哈里发时代的社会生活。穆斯林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地，获得了大量战利品，财富增加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生活奢侈、道德堕落。于是一部分虔诚的穆斯林认为他们有责任号召人们回到前辈先贤的俭朴、谦恭、苦行生活中去，不要被欲望淹没。这样的圣门弟子有艾卜宰尔安发勒，他猛烈抨击了倭玛亚家族的奢侈生活及不公正的统治，他号召采取公正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方式。

       还有一些清廉者求庇于倭玛亚人，如赛尔德·麦斯布，他是再传弟子，卒于伊历90年。

       那么，伊历一世纪便出现了伊斯兰苦行的潮流，而它的传播则是政治动荡、社会形势转变的结果，尼库鲁逊很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说：

       “伊历第一世纪因存在很多促使苦行产生和传播的因素而具有特殊性。连绵不绝的流血的内战（哈里发时代和倭玛亚时代），政治派别的偏激极端化，对道德的轻视和怠慢，以及统治者、专制者给予穆斯林的压迫。统治者把他们的意志和宗教见解强加给虔诚的信教者，他们拒绝公开声明所有与宗教道德相关联的穆斯林大众所渴望回归的思想。所有这一切因素促使人们开始淡泊今世及其享受，把目光转向后世，把希望寄托于后世，于是苦行运动便很强烈地出现了，之后，迅速传播开来。苦行一开始是纯宗教性的，之后就逐渐掺进苏菲的成分，直至最终成为我们所知道的伊斯兰苏菲的最早形式。在倭玛亚时代，这一运动一直保持着正统派（大众派）的特点，也就是说从公元661 年到公元 750 年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坚持苦行的是穆斯林中的清廉者、虔诚者，甚至其中有诵读家、圣训学家和教义学家，苦行也正是从这些人身上汲取了青春的活力。”[5]


[1]《阿拉伯历史》：153页。

[2]《十叶的分支》：4页。

[3]《反驳追随私欲、制造事端的人》：28-29页。

[4]《伊斯兰苏菲史》：37页。

[5]《伊斯兰苏菲史》：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