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国家复兴的活力

 　伊朗和西方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是对伊朗的一种挑战和威胁。尽管伊朗从未直接受到殖民列强的统治，但苏联在北部，英国在南部建立了势力范围。外国干涉和控制的危险，以触发烟草抗议运动的一系列事件为象征，于1941年变成现实，其时英国和苏联强迫老巴列维国王让位其子。在1953年事情变得更加明显，当时国王被一个以穆罕默德，摩沙台为首的民族主义运动驱逐到国外，其对伊朗石油的国有化政策威胁到西方石油公司的利益。国王在中央情报局首脑的陪同下，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由罗马返回德黑兰，受到英国支持的美国的热烈欢迎。伊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系明显增强。美国、英国和法国从大规模的军火交易中受益，并帮助培训伊朗的军队和秘密警察(沙沃克)。与此同时，当美国沉重地卷入对越南的义务中去而英国正忙于从波斯湾撤出自己的军队之时，国王的伊朗体现了与美国一致的政策和利益：从国王拒绝纳赛尔主义、与以色列建立实用主义的关系和他的国家在海湾地区的稳定存在，到伊朗的石油财富和促销美国产品。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和商人，与外交官员和军事顾问们一起在伊朗享有高水平的存在。到60年代晚期，“亲巴列维的政策和提供支持已经在美国既定的外交政策中占据最高的层次。” 在70年代初期，不同政见开始增长，并传播到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对外国干涉和依附于西方的关切已经不限于传统的阶级中间，而且包括受过现代教育，政治上成熟、具有社会意识的一代伊朗人。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加入到商人和教士们中去，表哒他们对伊朗的民族特性和独立的关切。要求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呼声有所增长，与对财富集中、腐败、愈益增长的政治压制和过度依附于西方的报怨汇合在一起。压制和不同政见的一个幼稚无知的青年，而是一‘个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专制的统治者。如同詹姆斯·比尔所评论的，他的“吸收与高压、压制与改革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让位予“愈益增长的妄自尊大。”1971年10月波斯君主制2500周年诞辰庆祝活动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巴列维命运的顶峰和衰落的开始。不惜耗费2亿5千万美元以上把世界各国的显贵们迎接到波斯波利斯这一荒无人迹的伊斯兰教前波斯的古都，在这里这位“沙汉沙”(王中王)把自己与古代波斯国王，号称王中之王的赛勒斯大帝相提并论。长达一周的庆祝活动，以巴黎的马克西姆餐馆供应的包括2万5千瓶美酒的丰盛宴席为特色，集中地体现了国王对他的批评者们的麻木迟钝，对伊朗的伊斯兰特性和传统的冷漠无情。王室的挥霍无度伴之以在一个伊斯兰教前的场地举行一场西方式的庆祝活动。由此可以认为，对学生示威的血腥镇压，为一项不容歧见并“导致恐怖统治”的新政策预先确定了轮廓。 伊朗的改革者们，政府的反对派，代表了社会的横断面：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世俗主义者和宗教的、传统的精英(商人和教士)和现代的精英。伊朗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西方的批评者们，也担心文化异化会导致伊朗教育和社会的不断西化。民族特性、西方影响、社会正义和政治参与问题，打破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界限，通过世俗的和教士的批评者们得到明确的表达。其中最有影响者包括贾拉尔·阿赫默德、马赫迪·巴扎尔甘、阿里·沙里亚蒂博士和阿亚图拉霍梅尼。他们的思想和领导作用，影响了来自传统的和现代的中产阶级的一代学生、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科学家、工程师和新闻记者)。面向伊斯兰的学生和专业人员在推翻国王的基础广泛的反对派运动中将愿意与教士结合在一起。 世俗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贾拉尔·阿赫默德(1923～1969)，表达了许多人的恐惧：现代教育和社会改革正在引起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文化同化过程，“西方攻击”具有抢劫伊朗、特别是青年一代民族认同意识的危险性：“我们像一个从内部被异化的，民族，这种异化见诸于我们的衣服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食品和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出版物，而最危险的是我们的教育。我们接受西方培训，我们接受西方思想，我们遵照西方的程序来解决每一个问题。” 贾拉尔·阿赫默德没有看到一个铁板一块的原型选择的简单化的世界：或者选择一条社会现代化、西方化的道路，或者回归过去。他选择了第三种替代，即回归伊朗—伊斯兰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统一、历史和价值的源泉。他对西方化的世俗思想的指控，连同对现代伊朗特性和文化与过去的连续性的呼唤，对其他人也是一种基本的议事日程，包括面向宗教的一般信徒和教士思想家，诸如马赫迪·巴扎尔甘和阿里·沙里亚蒂等一般信徒，和像阿亚图拉霍梅尼这样的教士。 1962年，当年贾拉尔·阿赫默德发表了一部著作，批判“西方的攻击”，而马赫迪，巴扎尔甘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宗教与社会事务的关系”的演讲，论述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巴扎尔甘，一位在法国培训的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情感的工程师，曾于1939年因反对老巴列维国王，后来又在1962年～1969年因反对新巴列维国王而两次入狱。他在摩沙台首相的民族阵线中非常积极，并挫败了伊朗自由运动，以便弥合现代世俗的和传统宗教的两部分伊朗人之间的鸿沟，并为朝着一个更加伊斯兰的国家和社会目标而努力工作。1979年，经过霍梅尼的批准，他出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临时首相。 巴扎尔甘的政治行动主义是在他的伊斯兰方向的激励和塑造下定型的。他把伊斯兰教的观点和词汇与现代关切相结合。因此，他在与现代专业人员交往中是有效力的。并因为使用乌里玛的语言，在与伊斯兰学者交往中也很得体。他长期坚持这样一个论点：鉴于在伊斯兰教中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关联性，乌里玛应当摆脱政治中立，积极卷入政治，以便在伊朗实现伊斯兰社会的更新。 贾拉尔·阿赫默德的社会主义倾向和巴扎尔甘的伊斯兰改革精神，在阿里·沙里亚蒂博(1933—1977)身上被合而为一，他的革命的大众伊斯兰思想对世俗主义者和左翼分子都有魅力，特别是对大学学生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宗教领袖们的传统主义缺乏说服力，而许多教授们的西方世俗观点迷失方向。在沙里亚蒂身上融合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改革潮流：反对国王，对西化的拒绝，宗教复兴主义和社会改革。 作为一位进步的布道师——学者的儿子，沙里亚蒂从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5年回到伊朗以后，成为一个既有争论又受到奉承的人物。最初在巴黎求学的日子里曾因反对国王受到监禁，后来在德黑兰执教期间，他证明自己是一位具有巨大吸引力和成功的讲师，吸引了几千名崇拜他的学生，并在学生、知识分子和左翼分子中间发展了大批追随者。多达10万册以上的他的讲演稿和著作得以出版发行。考虑到沙里亚蒂愈益构成一种威胁，伊朗政府谴责他为“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者”，于1973年将他监禁，最后准许他离开伊朗。抵达英国后不久就死于心脏病(他的支持者们怀疑伊朗秘密警察作过手脚)，沙里亚蒂的死亡甚至比在世更有影响。他的谈话被收集、印刷和广泛地发行。他成为一名英雄和伊朗革命的意识形态专家，而在那场革命以后，他的著作和思想将传播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开罗到雅加达都可以找到全神贯注的听众。 沙里亚蒂鼓吹一种可以被描述为昕谓第三世界解放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一种为了社会政治改革的当地的大众十叶派意识形态：它把包含现代社会学语言(、杜尔凯姆和韦伯)的一种对伊斯兰信仰的重新解释，与弗朗茨·法奴和切古瓦拉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二者是他在巴黎读书时崇拜的偶像，其观点与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偶合。然而，与法奴拒绝传统宗教的态度明显不同，沙里亚蒂像贾拉尔·阿赫默德一样，坚持认为打败西方帝国主义，要求重新肯定伊朗的伊斯兰的根源，它的民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特性。沙里亚蒂强调伊斯兰教的活力的、进步的和科学的本性，强调需要对伊斯兰教进行彻底的重新解释，以恢复这一被遗忘的遗产，扭转伊斯兰教的倒退状态，使穆斯林社团恢复活力。作为一位富有革新思想的伊斯兰改革者，他经常与许多乌里玛的宗教传统主义和政治无为主义发生争执，与许多大学教授们的西化的、世俗化的观点争论不休。政治和宗教的既定权力机构都厌烦他。 像贾拉尔·阿赫默德一样，沙里亚蒂谴责“西方攻击”这一邪恶：“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抛弃欧洲；让我们停止这种令人作呕的模仿欧洲。让我们把这个总是谈论人道，而一有机会就毁灭人权的欧洲抛在后面吧。”沙里亚蒂把谴责西方帝国主义与提倡伊斯兰牌号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目标是民族认同、统一和社会经济公正，这一目标是针对一个政治上屈服、经济上被剥刊的伊朗提出来的，因为这个国家被“世界帝国主义”紧紧地抓在手里，“包括多国公司和文化霸权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不平等，和西方攻击。” 穆斯林社会的衰落不仅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而且因为它的宗教既成权力机构，因为它允许“原来的”十叶教义的富有活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变成作为摆设的宗教。像许多的当代伊斯兰改革者们那样，沙里亚蒂指责乌里玛造成了穆斯林社会的许多弊病。在宗教既成权力机构的手里，十叶派伊斯兰教已经变成学究式的、制度化的，并且在历史上被伊朗的统治者们所禁束的一种宗教，遮蔽了其早年的真正的、富有活力的、创教初期的革命的宗教社会信息。在乌里玛把持下的传统伊斯兰教，已经在学究气十足的手册中陷入僵化的过去的泥潭之中，成为平民大众的宿命沦的麻醉剂。它已不再是一支社会力量，有效地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沙里亚蒂的“回归伊斯兰”不是要撤退到中世纪保守的乌里玛的伊斯兰世界观，而是要复兴早期十叶派伊斯兰教的一种革命意识，它为伊斯兰教的一种现代诠释提供了灵感的基础。这一诠释需要有眼光的人——不是乌里玛，而是一个有宗教意识的、世俗的知识分子阶层，以伊斯兰为方向但具有一种现代思想和方法的知识分子阶层。 对于沙里亚蒂，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将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遭到抢劫、折磨、饥饿、压迫和歧视”的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们的避难所。他所发出的是关于一个真主的平民的信息，这一真主“已经应许悲惨可怜的平民大众，他们将成为人类的领导者；真主已经应许那些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他们将从万能的真主那里继承整个大地——这一普世的革命及其最后的胜利是一个伟大的不断寻求正义、以暴动来反对压迫的运动的结论。”它为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留下采的，只是领导那场暴动取得胜利，如果不是成功的结论的话。 如果说沙里亚蒂是伊朗革命的意识形态专家，那么阿亚图拉霍梅尼(1902—1989)则是它的活生生的象征和缔造者。尽管他是一位资深的阿亚图拉，他的自行其是的政治态度，他的富有魅力的人格，以及一系列的境遇，将使他突然步人革命的领导地位，以致后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地位。尽管伊朗乌里玛的大多数一向是不介入政治的，鲁霍拉·霍梅尼却成为改革的最强音。他在1963—1965年间曾强有力地、大胆地表示反对国王的政策，并因此多次被捕和受到监禁，后来被流放到土耳其和伊拉克，最后被流放到终点站法国。贯穿整个流放期间，霍梅尼继续批评国王。他的著述和讲话的小册子和录音盒带被偷运到伊朗境内，通过清真寺网络散发出去。 霍梅尼与其他的伊斯兰思想家们，诸如伊斯兰教促进会的大毛拉毛杜迪，穆斯林兄弟会的哈桑·班纳，对伊斯兰教抱有一种共同的、广泛内含的观点。 伊斯兰教是具有一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事务的制度和方案：政府的形式和行政管理，制约人们相互关系的规则，与外国的关系和所有政治、经济事体的规则……清真寺历来是领导和指挥中心，审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中心。 霍梅尼还抱有共同的激化观点，一个被撕裂为东方和西方的世界，而伊斯兰世界正面临着十字军东征的西方。对·于霍梅尼，世界被分割为两大集团：压迫者(美国、西方和苏联)和被压迫者(穆斯林和第三世界)。穆斯林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大多数政府总体上被看作是被保护国，西方和东方的走狗，乃有“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革命口号：霍梅尼对世界的观点以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为特色：“帝国主义罪恶的铁爪紧紧地抓住了信奉天经囚人民的国王的心脏，结果我们国家的财富和资源被帝国主义吞没……。帝国主义有毒的文化渗透到穆斯林世界城镇和乡村的深处，取代了古兰经文化的位置。”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看作是美国殖民主义的前哨基地——受到了猛烈的攻土囚： 帝国主义的罪恶影响在伊朗特别明显。以色列，这一普遍公认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人，在卑鄙的伊朗政府的援助下，多年来一直与穆斯林民族处于战争状态，它已渗透到国家的所有经济、军事和政治事务之中；可以说，伊朗已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推而广之，也是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 到70年代，霍梅尼原来的改革要求已经转变为对圣战的革命呼唤。他谴责伊朗的君主制是非法的和反伊斯兰的，号召建立一个由教士引导——如果不是统治——的政府。在以伊斯兰政府为题而收集一起的一系列讲演中——这些讲演当时尚未广泛为人们所了解，霍梅尼以非伊斯兰的为理由拒绝了君主制，认为政府的伊斯兰特征是由伊斯兰教法的判决所决定，并要求重新予以实施以取代伊朗所通过的人定的外来法典。鉴于伊斯兰教法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霍梅尼争辩说，乌里玛对世俗的统治者们扮演了一种必需的顾问和监督者的角色。他甚至暗示过教法学家直接统治的可能性。 霍梅尼关于伊斯兰政府的观点，如果不是因为伊朗的政治局势如此迅速地发生逆转的话，本来并未广泛地为人们所了解，并且很可能仍然是一种学术观点。国王的高压政策，粉碎了任何和一切形式的不同政见，导致了不分清红皂白的逮捕、监禁、折磨和在街道警察手下许多人的死亡，制造了许多殉教者，使政府和反政府的暴力恶性循环运作起来，并促成了一个基础广泛的抵抗运动的急剧发展。在对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自由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一片镇压之中，霍梅尼以其对国王的严辞谴责，对将会包括宪政制政府和社会经济改革的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唤，变成了反对派的象征和中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