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国家复兴的活力

 　一个伊朗还是许多伊朗?多样性和差别性

     政治光谱中异质的许多团体，从世俗主义者到伊斯兰行动主义者，从自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在伊斯兰的保护伞下汇合到一起。可是在看似统一的目的——反对国王和一种更多地植根于本地的现代性的愿望的下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宗教、政治观点和互相竞争的议事日程。政治反对派的范围，从那些对于他们来说一种伊朗—伊斯兰的替代仅仅意味着伊朗的文化遗产和价值的人们，到那些希望看到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的建立的人们。类似的差异也存在于那些对伊斯兰承诺义务的人们的中间。教士阶层和一骰信徒之间在伊斯兰意识形态上，在对新的政治秩序及其领导作用的看法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阿亚图拉霍梅尼与阿里·沙里亚蒂博士的二元对立——霍梅尼体现了教士的权威和权力，而沙里亚蒂和其他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则体现了一种远非教士的，革新的、创造性的、改革的路途。这些分歧在革命以后将会表现出来。 随着公众的政治抗议和示威于1978年达到顶点，国家的镇压措施也同样如此。9月8日，在黑色的星期五，事件在德黑兰达到顶点。由于无法打破民众示威，军警们从武装直升飞机和坦克上向7万5千多人群开枪射击，许多人不会忘记这些武器是从西方购买的并由西方培训的伊朗军人操作。黑色星期五是这场革命的转折点：白领和黑领工人，传统和现代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都涌人反对派的行列，并从事政治行动。那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妇女们现在也加入到他们的更加传统的姊妹们一起，后者披戴着面纱作为抗议国王的一种象征，因为国王的现代化方案一度企图禁止面纱。 在12月，在这一缅怀侯赛因殉难的神圣的禁月期间，伊斯兰教的象征和仪式与当代政治现实相结合，作为宗教游行的仪仗 队，演变为一场抗议示威。在德黑兰，将近200万人要求推翻和处死国王，创建一个伊斯兰政府，要求霍梅尼返回伊’朗和领导这场革命。1979年1月6日，国王在广泛流行的不同政见和暴动的打击下，感到无法指望其不断开小差的军队，加之发现保护他的美国人对他的支持发生动摇。只好离开伊朗：从君主制到伊斯兰共和国 胜利的异常兴奋和革命团结的意识证明正在消退，只有很少的伊朗人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初期展现其结果的事情有心理准备。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由于历史和文化的诸多原因，伊斯兰教曾经是政治动员最有效的工具。可是随着国王的倒台，人们在世界观和利益上深刻的分歧迅速地表面化了。很少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有心理准备。那些盼望毛拉们将会平静地返回自2的清真寺或安心在新政府周围发挥顾问作用的人们开始突然猛醒。 霍梅尼对国王的批评和谴责，他对新的和正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呼唤，被限定在宗教文化范畴的框架之中，不同于国王的许多其他的批评者们，因而掩盖了业已存在的在世界观和议事日程亡深刻的分歧。况且，他在巴黎和在他返回德黑兰之后最初日子里，他身边的顾问们包括受到阿里·沙里亚蒂影响的一些现代的世俗主义者。尽管反对派有共同的敌人(国王、巴列维专制主义和外国控制)和共同的目的(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政府)，对政府的具体形式或者甚至其领导作用，则未有形成一致意见。 很少有人熟悉霍梅尼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性质的著述。特别是，他对直接的教法学家统治的信念，以及由一位法学家或伊斯兰教法专家监护或主持政府的说法，既不是著名的十叶派教义之一，也没有在伊朗的既定的宗教权力机构中间取得广泛的支持：因此，很少有人预见到他和乌里玛将在他们所创建的一个由教士主宰的伊斯兰政府中进行控制。这一教义的含义只能有侍在1979年以后的时期实现，其间霍梅尼肯定了作为伊朗政府监护人的作用。 从1979年2月开始运作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目睹了一场温和主义者与好斗分子之间的斗争。国王及其现代世俗精英的权威主义被作为监护人的伊玛目及其追随者的权威主义所代替。引起这场革命的联合阵线在一个新权威主义的快速和经常是粗暴的决断之下走向解体。不仅巴列维官员及其支持者们，而是所有同新的“教士专制”存在分歧的人——面向世俗和宗教的人，一般信徒和教士，妇女和宗教少数派别——都感觉到了被革命卫队和法院熔化的伊斯兰司法的快速活动的臂膀。监狱再次人满为患，终审和处决严重失控，以至霍梅尼不得不亲自干预，警告人们反对这种过度行为。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任首相马赫迪，巴扎尔甘由于厌恶而辞职；第一任民选总统巴尼沙德尔逃跑到法国；曾在政府中出任多种要职的萨迪克·戈布扎迪因参与一个被断言为暗杀霍梅尼的阴谋而被处决。他们全都是霍梅尼的门徒。那些不接受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教义的宗教领袖们遭到教士伙伴们的追捕和骚扰。阿亚图拉沙里亚蒂·马达里，一位以其学识和虔诚而受人尊敬的高级阿亚图拉本人在1982年春季被剥夺了职权。 伊斯兰学者(乌里玛)及其支持者们巩固了他们对政府、议会、司法、传媒和教育的控制。伊朗的革命已经成功地体制化了。政府净化(政治组织、军队、司法、教育机构和政府官僚机构)、控制了传媒，对持不同政见的教职人员进行恫吓，从而严厉地限制了反对派。同样地，文化革命在学校和传媒中受到鼓励并实现了体制化，而替代性的观点则受到限制或压制。正如国王曾试图强制规定着西装一样，如今则在大街上、政府办公室和大学里实施伊斯兰服装法规。 教职人员和一般信徒的不同政见的声音被持批评态度的、忠于职责的人数众多的教士和一般信徒的声音所压倒。好斗的教士得到了“伊斯兰共和国世俗阶层(一般信徒)”的支持，后者接受教士的统治，供职于政府部门，充实到官僚机构中许多关键的职位中去。他们大部分具有共同的社会地位(中下等阶级和巴扎利商人家庭)和教育背景(科学和医学专业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这样，伊斯兰共和国是以忠诚于伊玛目和革命的由教士和一般信徒组成的联盟为基础。尽管在观点和政策上存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