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伊斯兰组织：真主的战士

　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

　如想了解现代伊斯兰运动的源渊和性质，那么，要着重注意的是有那么两个组织支配了20世纪穆斯林世界的舞台。当代伊斯兰行动主义尤其要归咎于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的思想和组织范塑。这两个组织的缔造者和思想宣传者，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卜(兄弟会)和毛拉拿·阿卜·阿拉·毛杜迪(促进会)，对波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的确是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先锋或缔造者：其思想和方法都被从苏丹到印尼的穆斯林们所研究和模仿。 哈桑·班纳(1906～1949)，一位学校教师，早先是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拉希德·里达的弟子，于1928年在埃及建立了穆斯林兄弟会；而毛拉拿·阿卜·阿拉·毛杜迪(1903—1979)，一位记者，1941年在印度组织了伊斯兰促进会。当埃及和印度的穆斯林社团处于危机时，这两个运动在30年代和40年代中开始兴起并有了发展。它们责怪欧洲帝国主义和西方化的穆斯林的统治对当代许多问题负有责任。 在埃及，兄弟会对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当时埃及社会的弊病的批判得到宗教人士和西化的、具有世俗倾向的社会精英们的积极响应。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战败，以色列国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而成立，埃及对摆脱英国占领上显得继续无能为力，以及众多的失业、贫困和腐败使得人们对自由民族主义所抱的最初信念动摇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和1951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积极参与使得他们作为埃及的爱国者一代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名声大大上升。 在南亚，毛拉拿·毛杜迪目睹了奥斯曼帝国的垮台和拯救该帝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德国而遭到英国和法国肢解的哈里发运动的失败。南亚的印度独立运动中高涨的印度教自我意识使得毛杜迪察觉到穆斯林力量的持续削弱以及对穆斯林社团和伊斯兰教所构成的威胁。毛杜迪指责欧洲殖民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认为后者是外来的和源于西方的思想，它并没团结人民，恰好相反，分裂了人民。以基于语言、部落和民族基础上的更微弱、分散的认同感取代了普世的或泛伊斯兰的理想和团结。 哈桑·班纳和他的同代人毛拉拿·毛杜迪都是虔信的，且受过传统的伊斯兰背景的教育以及当代西方思想教育的人。两人都发觉他们的社会由于依赖西方而在政治上软弱，文化上游异。两人在早年时代都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想把宗教复兴主义引导到恢复国内外的穆斯林社团。作为组织的发起者和思想宣传者，两人都以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诸如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运动和19～20世纪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前辈为楷模，关注于穆斯林社会的、复兴主义的模式，其复兴主义和改革主义世界观强调组织作用和社会政治行动主义。他们并不简单地倒退到过去，相反，向现代社会提供了思想意识和组织上的伊斯兰反应。哈桑·班纳和毛拉拿·毛杜迪将伊斯兰复兴主义传统的逻辑和观点施加于并重新应用于20世纪的穆斯林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在某种真实的意义上，他们为振兴社团的宗教和社会政治提供了对伊斯兰的现代解释和规范，从而把伊斯兰现代化了。然而，他们完成这项任爹并没有靠纯洁伊斯兰文化衍生物或非伊斯兰信念、非伊斯兰价值，或通过恢复社团早期的实践，尽管这些东西都是实在的。他们自觉地重新应用伊斯兰的资源和信念，重新作出解释以解决当代现实问题。所以，他们在方法上不同于伊斯兰现代主义，他们把伊斯兰现代主义等同于伊斯兰的西方化。如果说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为维系与伊斯兰的适应性将其采用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合法化，班纳和毛杜迪则寻求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物：以伊斯兰源泉为起点，找到要么是伊斯兰的同等物，要么是伊斯兰传统以解决政府观念、立法改革、群众参与和教育改革等问题。 哈桑·班纳和毛拉拿·毛杜迪持有一种共同的反西方帝国主义的观点。他们深信西方帝国主义对穆斯林社会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威胁，而且也是文化上的威胁。西方化直接威胁了穆斯林的特征、独立和生活方式。确实，他们认为西方在教育、法律、习俗和价值观念上的宗教文化渗透从长远来看比政治干涉更加有害，因其本身危及了穆斯林社团的生存和认同。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模仿西方和依附西方。兄弟会和促进会都宣称伊斯兰是一种自足的、囊括一切的生活方式，是可以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两个组织不谋而合地行动，建立机构，从事政治和社会行动主义。 尽管他们对西方化持有敌意，他们并不反对现代化。哈桑·班纳和毛拉拿·毛杜迪都致力于现代组织和机构建设，提供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并使用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宣传其学说，动员群众的支持。尽管植根于伊斯兰教启示和源泉，他们的信息本身是为20世纪的听众所发出的。这些信息探讨了现代化的问题，分析了伊斯兰和民族主义、民主、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银行、教育、法律、妇女、职业、犹太复国主义和国际关系等联系。毛杜迪较之于班纳更广泛、系统地著书立说，试图证明伊斯兰教和生活所有方面的宽泛关联。他的讨论范围反映了他的一整套观点：伊斯兰教与国家、经济、教育、革命和妇女的关系。 班纳和毛杜迪对伊斯兰教史和伊斯兰传统的重新解释虽有不同，但这种重新解释产生了一种共同的世界观，它激发和引导了许多面向伊斯兰的现代社会道德改革运动。它不仅制约着两个组织，而且还影响了而后数十年中整个穆斯林世界兴起的伊斯兰运动。 以下是班纳和毛杜迪意识形态世界观的一些基本原则： ①伊斯兰为个人和集体的生活，为国家和社会构建了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 ②天启的《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榜样(逊奈)是穆斯林生活的基础o ③基于《古兰经》和先知的模范行为的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真主的路径)，是穆斯林生活的神圣蓝图。 ④穆斯林通过实施真主的教法、忠实于重建真主的权威，将带来伊斯兰社团(乌玛)的成功、力量和财富：其奖赏既是现世的，也是永久的和后世的。 ⑤穆斯林社会的软弱和唯命是从肯定归因于穆斯林的缺乏信仰。他们背离了真主启示的道路，相反，遵循着西方或东方的世俗的、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也就是效法资本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⑥要恢复穆斯林的骄傲、力量和统治(即昔日的伊斯兰帝国和文明的光辉)，就必须回到伊斯兰去，必须重新实施真主的法度和对国家及社会的指导。 ⑦应用和装备科学技术必须在伊斯兰规定和指导的范围内，以避免穆斯林社会的西方化和世俗化。 兄弟会和促进会都只看到了两种选择：黑暗或光明，撒旦或真主，无知(非伊斯兰)或伊斯兰。兄弟会和促进会的中心思想就是：它们相信伊斯兰教提供了神圣启示，以及指明了替代西方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选择。 这些现代宗教社会的创始者们利用和重新解释经典和传统。过去的激情和连续性伴之以对现代化要求的回应。以往和现在的这种结合不仅为他们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解释所显示，而且为他们的组织和行动所显示。在组织上，兄弟会和促进会都以先知穆罕默德为榜样(还为17至18世纪的复兴运动所模仿)，集合一批为建立真主法度统治的社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他们将成为穆斯林社会中的先锋和正义的团体：为真正的伊斯兰改革或革命，把社会拉回到伊斯兰正道的蓬勃的中坚力量。 这两个组织都从清真寺、学校和大学中发展学生、工人、商人以及青年专业人员为成员。这些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城市，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下阶级。向这些人宣传、解说更有效果。目标是造就新一代的受过现代教育但以伊斯兰为指导的领袖，并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然而，当班纳致力于发展一个基础广泛的民众运动时，毛杜迪的促进会则日益成为一个宗教精英组织，其首要目的是训练那些将要掌权的干部。发动一场伊斯兰革命以成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和社会是最终必需的。但是，这场伊斯兰革命将首先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是暴力的政治革命。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建立首先需要通过渐进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这两个组织都提倡一个伊斯兰的方式以取代保守的宗教领袖和现代的、世俗的、以西方为方向的精英分子。作为一个宗教阶层，乌里玛一般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它对伊斯兰教的僵化运用，以及它对政府的唯命是从是使伊斯兰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而现代主义者则由于盲目地崇拜西方而被看作是出卖了穆斯林社会的灵魂。 尽管这些组织迅速地谴责帝国主．义的邪恶和西方的文化威胁，但兄弟会和促进会都认识到：穆斯林所处的困境首先还是穆．斯林本身的问题，且为那些不能完全地遵照伊斯兰教准则行事的穆斯林所引起。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就是纠正错误。重建社团以及重新解决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力量的平衡，必须从号召或邀请全体穆斯林全面地恢复或重新摆正他们的信仰做起，也就是在安拉的正道上获得新生。兄弟会和促进会这两者都重新强调和解释“达瓦”(召唤)的概念。伊斯兰召唤有两个方面：邀请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号召那些生来即是穆斯林的人成为优秀的穆斯林。这两个组织都关注于后者，即个人和社会的转型(伊斯兰化)。只有通过社会革命，伊斯兰和穆斯林社团的重振威风才能得以实现。当兄弟会和促进会通过学校、出版物、讲经、社会服务以及学生组织传播它们对伊斯兰的解释时，它们将宗教义务、现代知识和科技、行动主义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