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时,在全宁夏回族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学习的虎学良,思想活跃,跟随父亲虎嵩山,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协助父亲于1938年在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用中文和阿拉伯文撰写并石印了反对日本侵略的传单——《抗战胜利祈祷词》。他带领同学们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每周在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所在地吴忠中寺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演讲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他还与同学们轮流到吴忠集市上宣传抗日,诵念《抗战祈祷词》,并向各界人士邮寄和分发《抗战祈祷词》,号召回族穆斯林同胞们抵制日货,“衣裳料,穿国货”,唱抗日歌曲——《穆斯林进行曲》:“我们爱教更爱国,青年穆斯林勇敢前进,把侵略者进攻打回去……”呼吁人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1943年到1953年虎学良跟随虎嵩山在宁夏同心、固原、海原,以及甘肃临夏、平凉等清真寺学习、任教,帮助父亲处理日常事务,主持教务,教授学生和编译经典。其间,他协助虎嵩山完成了译著《波文之源》、《侯赛尼大辞典》和《米什卡提圣训集》,同时自己也坚持写作和编译伊斯兰经典。在他的努力和修订下,经政府批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和“消经”四种文字对照的《侯赛尼大辞典》于1951年5月在甘肃平凉再版发行。他还帮助父亲修改润色完成了百万字的译著《米什卡提圣训集》。他也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孝子。1948年,他为了照顾年事已高的父亲,放弃了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保送他和马福龙、冶正刚、王耀东等五名青年去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的机会。

    1948年11月,在马鸿逵的安排下,他随父亲虎嵩山,从宁夏前往甘肃临夏韩家集磨川大寺,准备帮助虎嵩山在临夏筹办一所中阿师范学校。根据几个老人的回忆,虎学良时年30岁,颇有一番大展宏图的决心。但由于时局的变化,筹建中阿师范学校的计划落空,他们父子都颇感失望。

    虎学良受学于父亲虎嵩山,成长于清真寺,毕业于中阿师范学校,服务于回族穆斯林社区,几乎终生跟随父亲致力于回族教育。家庭和穆斯林大众期待着他能传承家学,经过千锤百炼,成为一位品端学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大“阿林”,做振兴中国伊斯兰教的精英。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他不得已于1953年离开了虎嵩山任教的平凉清真西大寺,离开了寺坊,离开了他生命的土壤,改行参加了工作,在平凉地区保险公司任经理,或许这也是前定。解放后,他小心翼翼地规避着政治,却由于家庭、本人和社会的原因,加之“年富力强,文化知识高,善于辞令,接受新鲜事物快,办事积极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他被推进了当政者的视野,成为了公众人物,担任了平凉政协副主席、专区民委委员、专区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职务。1952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他赴北京等地参观学习,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并见到了全国各民族的一些精英,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人生阅历。但他一刻也不敢忘记身为学者的使命,“那些年,他几乎牺牲了所有业余时间,每 天伏案写作至深夜,炕上和炕桌上堆满了经典”。1958年初当他在家中将自己再次修订的《波文之源》用蜡纸刻印,在平凉“地下”印行后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使中华文明和中国伊斯兰教遭受了无情的摧残,许多正直的阿洪和信士,受到迫害和打击,甚至付出生命。刻写了近一半的百万字的译作《米什卡提圣训集》也不得不中断。《波文之源》和汉译《米什卡提圣训集》是完成于作者的知识生涯最富创造力的岁月,这些著译也是他为中国伊斯兰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对话而奋斗不息的生动写照。由于历史上他的家庭与马鸿逵的关系和他解放前后的特殊身份,在“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中,虎学良也必然首当其冲,受到批斗、侮辱和非人折磨。由于敢于直言、性格刚硬、拒不认“罪”,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有关部门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将虎学良逮捕,押送银川西湖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11月28日被残酷迫害致死(与虎嵩山同月同日归真)。“呜呼!哀哉!一代学者,伊斯兰的精英,华年42岁的虎学良阿洪,惨死在真理泯灭,人性颠狂,伊斯兰正遭受着灭顶摧残的年代里。他同着他的依玛尼归主了,他同着他的‘犯人服’一块儿实埋了。求真主升高他在天园之品!”

    虎学良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谙练中文。他不仅熟悉《古兰经》及其著名注疏和“圣训”、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和苏非学,而且熟悉中华文化。虎学良一生著述较多,主要用中文写作,编写、翻译、合译的著作近十部,似乎是要从数量上赶超他父亲虎嵩山的著述,内容涉及伊斯兰教义、教法、“圣训”、语言、苏非、《古兰经》诵读规则、以及儿童与妇女教育等方面。他留下的著述和译作,有的已经流失,保存至今的,根据甘肃和宁夏民间回族穆斯林对笔者这几年调查、搜集虎学良著述时的大力支持,现已发现的虎学良已印行出版的著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