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郑和下西洋与南京伊斯兰教表面看起来,郑和下西洋与南京伊斯兰教似乎拉不上什么关系。但根据诸多事实,郑和下西洋却是与南京伊斯兰教有所联系的。确切些说,就是有伊斯兰教因素,有南京伊斯兰教因素。尽管它不是主要因素,但却是研究南京伊斯兰教不可缺少的。这可从以下多个角度析分出来。从郑和下西洋主角郑和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背景说。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探险家、和平使者、太监,但无疑他同时是回回,是穆斯林,祖父、父亲两代有“哈只”荣誉称号。这从他首次下西洋前夕请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为父亲撰写墓志铭即《故马公墓志铭》可以看出。从明廷为何选择郑和为下西洋正使来说。“靖难之役”有功固然是主要考虑,但知郑和是回回,回回有丰富航海经验也应是一项重要考虑。从郑和下西洋队伍的构成说。尽管随员大部分不是穆斯林,但起关键作用即从事书记、交际、顾问、心理保障作用的却是马欢、费信、哈三(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这些穆斯林。从郑和下西洋行前和航行遇险时的祈求活动来说。既祈求海神天妃,也祈求伊斯兰教真主及灵圣。从郑和下西洋外交活动中的宗教活动内容来说。既有尊儒、奉佛、崇道、劝有的国王“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的内容,也有信仰伊斯兰教、劝士民“弃偶像”改信伊斯兰教的内容[10]。从郑和下西洋的外交成就来说。既加强和发展了中国与非穆斯林国家及地区间的友好关系,也加 强了中国与穆斯林国家及地区间的友好关系。从配合郑和下西洋得以敕赐重修重建的宗教活动场所来说。既有位于南京中华门外千里的佛寺大报恩寺,也有位于南京三山街的净觉寺与位于西安羊市的大清真寺。从郑和下西洋的目标来说。固然主要是为体现明廷的“四夷顺则中国宁”的宗旨,但借下西洋像祖辈那样完成朝觐意愿何尝不是郑和等穆斯林的追求。有材料认为“郑和是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去的天方”[11]。即便这不成立,按第七次下西洋时郑和派7名穆斯林随古里国朝觐人员同去麦加朝觐,不算理想也算合格完成了朝觐。因教法允许“代朝”。从郑和下西洋的文献成果说。既有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也有朝觐随员特意摹绘的《克尔白图》。从郑和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又返回南京、南京有其宅第(在现马府街)、郑和曾任南京守备、墓在南京等经历说。南京是郑和的第二故乡,郑和是云南穆斯林也是南京穆斯林。

　　依此十点,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南京伊斯兰教历史乃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在介绍完了郑和下西洋活动中的南京伊斯兰教因素之外,还要阐明郑和下西洋对南京伊斯兰教发展的重大影响。郑和下西洋用下西洋的实际行动为南京乃至全中国穆斯林扩展出一条将爱国与爱教、利国与利教结合在一起的广阔道路;在伊斯兰教在中国开始全面中国化的前夜为其选择了一条附儒而行、伊儒结合、不完全排斥比较纯正的其他宗教的发展方向;使南京乃至全国穆斯林在政治环境大不如元代的情况下,站在了时代发展和中华文明进步的前列;使中国穆斯林和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放开了眼界,开阔了胸怀,注入了强劲的发展活力;使南京穆斯林的传统行业,如丝绸、瓷器(特别是回回青花瓷器工艺)、香料、珠宝、皮革、饮食等得以激活,众多穆斯林有影响世家得以形成。这一切都使南京伊斯兰教具有了比他地优越得多的发展条件。经堂教育首先在这里发展出“汉学派”,汉文译著活动首先在这里开展并能一直发展至鼎盛,则雄辩地说明了这点。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本人也有意借助此节的叙述说明:纪念郑和下西洋,除了向上认识郑和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之外,也应向下认识郑和作为一位虔诚穆斯林属于中国,属于回族,也属于云南、南京以及北京。也应有他们的一份骄傲、自信和进一步奋发,也应该将这一天视作中国穆斯林的节日。

　　七、经堂教育在南京的发展

　　按单一的或单线的思路,伊斯兰教在中国全面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应该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在南京发生。可情况却并非如此,它却是发生在明代穆斯林的另一个关键居住地区---陕西长安的附近。只是在这项重大行动发生之后,才相当迅速地波及到了南京,在南京得到了比它的发生地声势还要大的发展,并使这一重大行动发生了质的飞跃,质的飞跃又一直发展至鼎盛。这说明从明初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的伊斯兰教,就有两个并列的、互相之间有紧密联系的中心。一个是南京,一个就是长安。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在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敕建清真寺一座,在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敕建清真寺另一座,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来往于南京、长安之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亲自赴长安请通晓阿拉伯语的掌教哈三做船队的宗教顾问,下西洋行前行后特别关照在南京、长安两地修清真寺等,则说明了这点。这第一项重大行动就是由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1522-1597)所倡兴的经堂教育。按《经学系传谱》,胡登洲倡兴经堂教育在他年及五旬之后,也即明万历初年。按他的三传弟子冯养吾曾在北京张家湾和金陵等处“从父叔受学”的说法,早在胡登洲二传弟子(冯少川或冯少泉)时,也即明万历末年,金陵就有了经堂教育。可谓接受经堂教育速度颇为迅速。至胡登洲三传弟子张少山、四传弟子马真吾开设“义学”或“新馆”于净觉寺与旱西门寺时,南京经堂教育已是全国闻名。他教士大夫争欲识韩,本城名宦赞其乃“状元之才”,有“豪贵乡耆,因其小净,屈膝代为脱袜”,后来山东学派的创始人常志美、李延龄慕其馆石城而负笈往从,及其“复回貂谷,南都众耆,各备锦绣妆奁,排设桌三里许”等等,均说明南京经堂教育在这时即约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已达全国最高水平。鉴于经师张少山与南京本城名宦谈及道德问题时,能达到“吐论恂恂然,如春泉之泛波滔滔不竭,而音响清越,令人顿驱烦俗”的地步,他在教内用汉语文讲述伊斯兰教教义教理当是没有问题。而这离汉译伊斯兰教经籍,当已是一步之遥。说这时以“汉学派”为别称和特征的“金陵学派”已见端倪,从经堂教育角度言,也是说得过去的。待到马君实、袁盛之这一代,南京经堂教育根底 更深、声望更高③,并已开始尝试用汉文译注伊斯兰教原文经典。如马君实,就针对教内之人,“信异涉邪,以书字注《卫真要略》一卷,通晓于人,江浙多受其益”。表明经堂教育在南京已接近于实现质的突破,也表明一个用汉文译注讲解伊斯兰教原文经典为方式,以捍卫逊尼派“正宗”教义为宗旨、主要在江浙一带流行的经堂教育学派---金陵学派已初步形成。这大致是在明崇祯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