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张中(约1584-1670)及马君实、袁盛之弟子这一代时,也即约明崇祯中叶,南京经堂教育达到了空前繁荣。此时不但出现了像张中、王岱舆(约1570-1660)这样的著名汉文译著家,还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经师和学者。仅《经学系传谱》有录的南京籍人氏就有袁懋昭、马之骐、耿惟华、马进一(益)、马纯一(益)、刘五师、马秀之、金六从、叶茂之、金仁甫、金尔真(浦口人)等多人。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南京籍弟子、著名汉文译著家、明初回回钦天监伍儒的九世孙伍遵契(约1598-1698),那南京的经堂教育也可说是人才济济。况还有经过13年“梯山航海”长途跋涉约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云游至南京讲学的印度伊斯兰教经师阿世格。鉴于阿世格的讲学具体浓厚的苏非主义和印度佛学色彩,南京早就有来自西域的苏非修行者,伍遵契又译著有着重阐明苏非派“三乘”学说的《归真要道》一书,致使金陵学派在经学特点和经学风格等方面又别具一格。这时,无论从经堂教育的角度说,还是从汉文译著角度说,金陵学派已正式形成。

      这里附带交代一点,这就是南京的伊斯兰教教育形式,从现有的资料看,在明清之际似并不限于经堂教育一种形式,书香世家的家学,一些名称的“义学”都像是同时存在着的。

　　八、汉文译著活动在南京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行动。这项行动无可置疑开端于明之留都南京。又无可置疑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6年)即自王岱舆《正教真诠》到刘智《天方至圣实录》由金陵袁氏启承堂首次刊印的130多年中,南京一直是这一活动的中心场所,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汉文译著都是在这里写成,或由这里的学者参与校阅参订而成。更无可辩驳的是,无论是就著述之丰富、体系之完整,还是就影响之深远、风格之多样,汉文译著至南京之刘智,都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汉文译著活动使伊斯兰教教义学理论在中国完成了话语形态或文化载体方面的根本转变,凯拉姆学转变成了类似中国儒学形式的经学和宋明理学,使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实现了中国学说化,从而可以在中国宗教学的舞台上与儒佛道“三教”相比翼,一定程度打破了儒佛道“三家”长期包揽中国传统宗教主角的局面;汉文译著活动以其在哲学、伦理学、宗教学、民俗学等领域所阐发的系统学说,在教育、医学、音乐、美术等方面提出的深刻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汉文译著活动使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起码在学者眼中成为了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的一个独特分支。故对汉文译著活动学术成果的具体阐述,是本文无论如何难以承担的。因而本文只能从它作为南京伊斯兰教发展长链一环的角度,简要而不加展开地回答几个相关问题。

　　1.汉文译著活动首先在南京起始、继之得以持续发展、直至能达鼎盛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南京伊斯兰教有这样作的迫切需要。

　　首先是经堂教育在这里发展的迫切需要。明代中原内地穆斯林一般已经通晓汉语文,而渐渐忘记原来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南京作为明初的都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后的留都,自然情况更甚。加之回汉通婚在这里比他地更为普遍,教众中知文者、通习三教未知伊教之礼者的比例又比他地为高,经堂教育仅仅达到他地那样的水准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在教内宣传教义,使穆斯林维持伊斯兰教信仰,就必须使传统的经堂教育提升至汉文译著。

　　其次是伊斯兰教继续在这里存在下去的迫切需要。南京是明主要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而儒释道“三教”又是学说化程度很高的宗教,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若不在学说方面有所建树,就难以被社会所了解,更难以在教外扩大影响,就会有“中湮”的危险。

　　再次是伊斯兰教内“正教”、“正学”与“易真”、 “异端”争取教众,维护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迫切需要。马君实的《卫真要略》、王岱舆的《正教真诠》都反映了所谓“吾道之异端”在南京等地盛行的情况。而这些所谓“异端”,正是采取了汉语文,著成了像《省迷真原》、《证主默解》这样一些被视为“无非肤语浅训”的通俗读物来影响教众,使“正统”的伊斯兰教信仰变味。所以“正教”、“正学”的宣传针锋相对,也采取汉语文的形式就是十分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