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四：红毛儿

       在明、清时期，有一支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被称为“红毛儿”（有的史籍称‘红帽儿’、“红毛鞑子”、“红帽番”、“红帽回”等）的庞大部落。在研究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民族的古籍文献中，多有对该部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及其行踪的记载。这支部落在历史上究竟属于什么民族，其宗教信仰是什么，什么时候有了这种称谓，为什么会被这样称呼，为什么在清朝末年这种称呼从史籍中消失了，究竟融合到什么民族中？史籍中都没有交待。
“红毛儿’的先民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第三子拜答儿之孙阿勒坛的部队。其部驻守在新疆东部、青海、甘肃西部，即元代曲先答林元帅府辖区范围，其人员构成除蒙古军外，还有西域回回军（以中亚突厥人为主体）、山东反金起义的红祆军，是一支多民族人民组合并经历三四代各族人民不断融合的蒙古军，也是最早皈信伊斯兰教的蒙古部。该部比较欣赏红扶军的服饰习俗，习惯戴红帽，帽顶缀红缨，或者头缠红巾，身穿红袍，作战时以红旗作前导，久而久之，红色服饰就成了该部与其他蒙古部相区别的服饰，“红帽儿”也就成了该部的别称。元代末年，该部驻守沙州路，归西宁王管辖人数约10万人之众。

      明初，红毛儿中一部分约五六万众归附蒙古哈密王，一部分归附明朝。归附明朝的红毛儿分别被安置于今青海境内的安定卫、罕东卫、阿端卫、曲先卫和今甘肃境内的沙州卫、罕东左卫、赤斤蒙古卫等地，成为各卫属部，相继形成为许多大小部落，诸如安定工部、刺卜儿部、阿娇部、姑六只部、革尔加部、巴沙部等，并以这些部落称谓而载人史籍，但在民间、民族间、部落内部仍习称红毛儿。正德年间，称雄蒙古的也先之孙亦卜刺、亦刺思及其亲族卜儿孩等，为恢复也先的霸业，与达延汗争战，失败后先后进人青海，相继占领了4卫地，并与哈密卫蒙古部。瓦刺部结成新的联盟，成为新的称雄西北的蒙古军事集团，坚持与东蒙抗衡争雄。性格强悍、精于射骑、不甘人下的红毛儿各部，虽与亦卜刺部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但他们不愿充当附庸，听人摆布；在东西蒙古争霸中保持独立地位。因此，他们在明政府的允许下，相继内迁，多数迁到今青海东部地区，如西宁、乐都、互助、惶中、湟源、门源、祁连、海晏等地，都有红毛儿部落聚族而居，也有一些部落徙居于甘肃沙州、凉州、永昌等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红毛儿中的一支从明初一直牧猎于江河源头，与其他部失去联系。其后裔逐渐淡漠了伊斯兰教信仰，因与藏族交往密切，遂逐步融合到藏族中，成为玉树藏族的一部分，但仍以红毛儿（红帽儿相称）。嘉靖年间，东蒙古达延汗之孙俺答汗率大军进人青海征讨亦卜刺，并想以青海为根据地进而征服新疆蒙古各部。因此，曾多次派部收编红毛儿，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军事实力，均被红毛儿各部拒绝，而与明政府合作。从万历到嘉靖，红毛儿各部曾多次参与明军的军事活动，如万历年间明军征讨火落赤两川之捷，均靠红毛儿之力；明军回族将领达云所率部众多为红毛儿。因为其部精于骑射，善于突击，出奇制胜，功勋卓著，而且又是饲养战马的能手，很受明王朝的赏识。

      清代，居于今甘肃地区的红毛儿曾参加了顺治初年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同一部分托茂人、回族人沿祁连山进人青海海北地区，受到今祁连划区、门源地区、大通地区托茂人、红毛儿以及当地回族群众的保护和很好的安置，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了家园，使他们分别汇人当地穆斯林各族中。青海的红毛儿主要居住于青海东部地区，多与回族交错杂居，与蒙古族29旗始终保持距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其经济生产已由畜牧业转向亦牧亦农、亦商的格局，其畜牧业以饲养马牛等大牲畜为主，他们的马“体形优美，体格匀称，强健膘悍，步伐高傲”，大大地优越于其他马种，是互市的抢手货；其农业生产与当地回族比较接近，但耕作粗放，多由妇女经营；其商业活动主要为长途贩运，经营的主要是畜产品，有清一代与牧区、与西藏的商贸活动主要由他们经营，他们每次大的商贸活动，往往出动驮马2000余匹，驮牛2000余头，各种畜产品、土特产品数量众多，“西宁税务大为沽润”，成为清代西宁地区纳税大户，其经营规模和贸易额可想而知。 

       清代后期，定居于西宁、湟源、潢中等地的红毛儿，由于经济生产、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与当地回族完全相同，与回族交往密切，并互通婚姻，遂逐步融合到回族中。居住甘肃的红毛儿也先后融合到回族和东乡族中。

       作为青海回族先民的一支，红毛儿人历史上奇异的经历，铸造了其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性格。正如历史典籍所载。他们勇气十足，无拘无束，昂首阔步，威严忠厚，语言简炼而有力，有着令人钦佩的傲气，有点野性的笃诚，令人生畏而又有巨大的感染力。西宁、惶源、湟中等地各族群众竞相模仿他们的行为。正由于此，时至今日青海回族中红毛儿的后裔，仍以骄傲的口气谈论他们的先辈，并以自己是红毛儿的后裔为荣，其邻里也以亲切的口吻称他们是“红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