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胜寺在30年代左右开办的慈幼院，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除了抗日时期有短暂停办外，基本上一直都延续下来。初办的时候是清真寺出乜提，收揽穆斯林孤苦儿童在清真寺生活，给他们教授文化课和教门知识，人数最多的时候近50人，孩子们每天同阿訇生活在一起，清真寺是大家的家园，早晨“邦达”（晨礼）之后先学一阵经文，然后去附设于怀圣寺的清真小学读书，“沙目”（昏礼）之后再学一会儿赞圣词等。他们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学会了经堂教学法、念邦和一日五次礼拜；学会了悠扬的云南派赞圣音调，培养了他们的互助精神和爱心，建立了日后长久的友谊，幸福地渡过了孩童时光。开明的阿訇那时候还允许他们学唱歌跳舞，练武术，学器乐，召集哲玛提周围的回族儿童一起来清真寺学习，组织了武术队、表演队、口琴队，经常到市内外表演，给回回人争了好多光，很多人就这个“赛白布”（原因、理由）学会了不少技艺。“那时候的日子最快乐！十分怀念那一段时光。”经历过那种时代的人这样评价。也正是这些人，在后来的岁月中，无论时事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操守，把伊斯兰的血脉注入到自己后辈的血液中，让他们同当年清真寺里的儿童一样，延续着信士的叙事方式。

      解放初期，伙伴们陆续都找到了工作，相继离开了慈幼院，儿时的伙伴现在都长成了风华青年，离开清真寺寻找属于自己遨游的天空，南胜寺从此再没有了一大群儿童参加的聚礼。随着附设于怀圣寺的清真小学（其前身为道光年间设立的经学堂）1952年转由国家教育系统承接，并改为回民小学，有些孩子自此再没有进过清真寺，他们永远地离开了精神文化的补血课堂。有些在香港、南洋有血亲关系的人都离开了广州，广州历史上的散班阿訇、著名中医马达吾，著名阿訇、中山大学教授熊振宗等都去了香港，熊振宗后来辗转台湾，在台北大寺任教长，开辟了台湾政治大学的阿拉伯语专业和中东、伊斯兰文化研究，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派遣了许多留学生。社会变迁导致的精英流失和人口外迁，对广州日益萧条的教门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定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反封建，破四旧名义下的宗教改革让现存的人依然缄默，对于那个时代从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遭受的身心压力仍讳莫如深。众所周知的是清真寺在那个时候都关闭了，濠畔寺和南胜寺为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两寺都改办了工厂，不过一直不景气，礼拜大殿都被拆除了。小东营清真寺和先贤古墓一片残败景象，无人敢于整理。从清代光绪年间以来形成的纪念大贤宛葛斯的“大人忌”停止了，没有人敢于去游坟纪念亡人。虔诚的人晚上回到家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并礼完白天拉下的拜功。斋月中封斋时家里都不敢亮灯，惟恐被人发现打报告。在那个红色动荡的岁月中，杂居在汉民中的回民同时也得到了部分人的保护。家住小北湛家巷的一户回民由于封斋遭到红卫兵的质问，附近的汉民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说是回民的风俗习惯，这是多少年来的传统，不能改变云云。灰色的日子中能够挺身而出为信仰者坚守文化血脉而发言者的勇气，一样地折射着人性的坚韧和善良。上山下乡和强制放弃视同“鸦片”、迷信一样属于彻底抛弃的宗教信仰，导致了本来就居住分散，没有哲玛提凝聚力的广州大多数回族自愿或不自愿的融入主流社会，有些人为了表现红色信仰和政治觉悟，带头破除“陈旧的信仰”，拆清真寺，批斗被自己视为还不太革命和不红不专的同胞，表现得最革命的人开始在饮食上不讲究了，从此广州回族中有了吃大肉的“回族”，他们更多地只是认同民族的称号。

     新番客的东来

      反封建宗教特权的改革18年后文革结束，两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人们在狂乱之后折腾得差不多了才开始反省国家发展的道路和民族的前途，意识到了在短短几十年中超英赶美只是一厢情愿的神话，农村中那些用来炼了劣质钢铁的土炉子最终被推倒，大多数人对“走资派”与“修正主义”的帽子嗤之以鼻，人们开始从实惠出发，认同“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宗教界也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198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一个转折期，从90年代开始穆斯林的又一个新时代来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政府显要来华访问时经常提出参观享誉世界的怀圣寺，是他们叩开了多年尘封的清真寺大门。“安塞俩目尔来依库目”，那是一声来自安拉慈悯的问候，那是一场久旱逢甘霖的透雨，从此怀圣寺开始了小范围的礼拜，搬请了阿訇，后来又立起了“五番”（五时礼拜）。

       经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变迁，广州本地的回族因工作关系、城市改造等从小规模的聚居地分散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建国初期在怀圣寺和小东营清真寺附近还可以听到回民娃娃在一起的嬉闹声，80年代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小平房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回族被分散在无数个这样的建筑中。回汉通婚在文革时期就成为很多青年无法逃避的选择，知道自己是回民，在大型节日能够来清真寺感受气氛的人家已经算是比较有“文化自觉”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