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调用达军的行动有史可查且颇具规模的是成化初年（1465年），《明宪宗实录》、戴璟、张岳等纂修的嘉靖本《广东通志初稿》和黄佐修的嘉靖本《广东通志》中都有记载。军人来粤定居并迁徙他们的家下，使其在广州安居留守，为保卫国家和地方安全建功立业。他们的特殊身份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权力，表达着天朝的意志。被学者追认为回族的韩雍，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赞理两广军务，主持重修怀圣寺并在各个军营中设立哲玛提，便于将士们从事宗教活动。此举既是政府为他们的生活考虑，也是安抚将士，笼络军心的举动。明代回族穆斯林在开国时期建立的军功始终成为国家权力运作时必须考虑的一种情分，因而虽然外交国策中隔绝了穆斯林同“乡国”即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正如同对资本主义的萌芽进行了限制反而导致了封建自足经济的发展和兴盛，明朝同时也不知不觉提供了宗教流布的自由空间，并且获得了象征国家意志军队的支持，使伊斯兰教的印记坚实地扎根于中华大地上，“拜一统拉”（安拉的房子即清真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悄然而立，传播着崇拜安拉的唤礼声。考察现存国内保存完好的古老清真寺，很多都创建于明代或在明代重修重建，兰州的西关清真寺、宁夏的同心清真寺等都是明代才出现的，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了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导致穆斯林开展文化自救活动的另一面。流落到华夏大地上的穆斯林在文化中自觉引入汉文化系统并调整两种文明的关系，在生活习俗上自觉本土化，穿汉服说汉语，本土的穆斯林——回族的诞生，以及由他们在中原大地传承的伊斯兰文明就是这样在悄然无声中潜入中国民间社会的。

     回首明代阿拉伯世界已经出现大范围的分裂迹象，哈里发国家昔日的辉煌随着蒙古铁蹄的西征成为大漠中的夕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了同欧洲人打交道的历史，南亚次大陆上开始伊斯兰化的运动几如摧枯拉朽之势，在中亚广袤的土地上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却默默地开始了本土化的运动。伊斯兰文化在各个国家的生存和传播的方式是多元化的，在中国同汉文化之间的张力直接关系到宗教的流布范围。正是有明一代回族学会了在两种文明之间的协调，成为了华夏族群的一员而不再是番客外夷。检阅广州伊斯兰教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石刻，经过清军入关和文革的破坏，明代的古迹竟然片纸不留，但四座清真寺已经成为人们几百年来口传的历史，在某些时候，口传的记忆从保护历史的角度看要比书写历史可靠得多，资料复制速度快捷便利，掌握资料的群体庞大，流传久远而不至于被焚毁。

    屈大均思想世界中的

    “三忠”之死

     正是明代在宗教生活和社会事务中对回族穆斯林的看重和优待，培养了他们深厚的儒家文化的家国情怀。爱护生活的家园，服从地方长官的领导。回族将领中的忠孝观念比同时代的汉族官吏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对家园的忠诚只是表层的忠，更高层次的忠交付给造化并调养众世界的安拉。如果对忠诚的观念上升到精神领域达到神学思维的层次，同自己的信仰联系起来，这种精神动力可以支撑一个民族怀着坚定的信念坚强地生活。明代广州回族抗击清军的“教门三忠”羽凤麒、萨之浮、马成祖应该是这种精神塑造出来的典型。清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至广州遭到守城将士的奋力抵抗，许多将官目见大势已去，纷纷驾轻舟出走，有人劝告三忠同去，遭到断然拒绝，并且告诫家人不得外逃，城破之时，三忠自缢，家人悉数被捕。他们的忠孝也给死战力保城池的回族同胞带来了灭顶之灾，清军入城后对浴血抵抗者进行了残酷屠杀。宣统本《南海县志》卷二“舆地略”记载：“初，继茂与可嘉攻下广州，怒其民久相抗，凡丁壮辄诛戮……我兵围广州，九月被贼剿击锋伤不知凡几，城下之日即食肉寝皮，未克泻念，俘执实多。”这也是明代广州伊斯兰文物历遭浩劫的主要原因，怀圣寺成了清军八旗驻兵的场所，四回营自然解散，除怀圣寺外，其它哲玛提的宗教活动一度禁止，教门出现了萧条景象。三忠亡后其后人偷偷将尸体掩埋于先贤古墓旁，清初一直都无人敢去游坟纪念，直到岭南名宿屈大均探知羽凤麒的后代仍然活在世上，经过寻访和考察才写下了回教三忠墓志以警戒和激励后人。

      能与城存亡，以死报国，皎然不欺其志，岂非忠烈伟丈夫哉！嗟乎，公之身，世禄之身也，家亦世禄之家也。公不爱其身，遂亦不爱其家，视一家之人如一城，视一城之人如一家，死则俱死，无使一家之人，一官二舍，有负于一城之人，是又公之仁而且义也。

      屈大均和羽氏后人的见面应该是非常感人的一幕，屈氏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