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穆斯林群体建构了这个城市流动的哲玛提，忙碌的人们心中背负着哲玛提漂泊在城市的任何空间里，即便是正在面临都市化变革的广州近郊乡村中也传播着伊斯兰的价值观。于是，每年全世界穆斯林的斋月中，在这个千万人口的都市，亮灯封斋的信士成了点缀城市夜空的启明星，每个家庭或朋友组成的哲玛提向每一个社区中的住户表达着有关信仰的清洁精神。每逢星期五，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外穆斯林涌入怀圣寺参加聚礼，穿着瑰奇华丽，习惯于在节日做大净撒香水的外国穆斯林引导着这个城市的另一种时尚，人们不再惊奇于那些穿了“各密苏”（阿拉伯式长袍），缠了“泰斯达尔”（头巾），满脸络腮胡子的洋人，他们见了中国的穆斯林兄弟依然拥抱祝福，亲热得就像自己的家人。每年广交会期间靠近主会场的先贤古墓成为中外穆斯林探望先贤，论古说今，闲暇休憩，寻找商机，交友攀亲之地，他们喝着清真寺提供的广州红茶，在先贤古墓简陋的礼拜殿中交还着“乃麻子”，遇到聚礼日，他们将尊贵的脸面贴向安拉的大地，那怕是在坚硬的青石板上叩下尊贵的头也罢。举意礼旅行拜的商人们随时都成立哲玛提，狭小的古墓大殿中几乎一直充满礼拜的人群。广交会结束后，他们又“散播在大地上，寻求真主的恩惠”（《古兰经》：62：10），哲玛提的又一次流动重新开始。

      当我们推开“文化”概念掩饰下的藩篱，接近变迁的具体本真事项时，猛然发现两种文明的共存本身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穿衣吃饭到谈经论道，都饱含了两种文化因子的互动。然而作为伊斯兰，其叩问心灵的核心信仰凸显在恪守者的血液中，支撑着其血脉的流行，让穆斯林在失去了语言、服饰、地域以及体质特征之后，他们见面之后依然交流着伊玛尼的话题，寻求着心灵的认同。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也算是基督教思想中的“因信称义”。
曾几何时，船队的远去导致的广州商业的凋敝和穆斯林实力下降，致使留下索哈白足迹的这块圣土上伊斯兰文化的萧条。没有了船队的东来也就没有了登上光塔高念宣礼的唤拜声。那些解甲归田，放下了桅杆风帆的水手，早已经学会了中华农根文明的播种插秧。曾经一度善于在大海中搏击风浪的高手，在华夏文明的熏染下也习惯了安于土地，精耕细作的农业生活。也正是他们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才保证了伊斯兰千百年来的血脉不断。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千百年后他们的乡里又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友好往来。依靠人力风力，具有季节性规律性的船队如今被机械化电子化集约化的水陆货运取而代之；空中交通缩短了长途跋涉的辛劳和时间距离，在地球村编织的人群交往中，中外穆斯林之间的塞俩目已经成为零距离；那些押运货物回国的再也不是古代番客时的场景，唐代地方官员为番客送别饯行的一幕渐渐地远去，集装箱货运将一切都交付给了货运公司，招揽番客通过互联网转瞬即可成为事实，贡赐名义掩饰下的贸易往来如今交由市场需求自主调节……历史影像中的船队已经永久的远去。敲击电脑键盘，操起电话手柄的穆斯林又一次对广州说“安赛俩目尔来依库目”（安拉给您平安），血脉就是这样被移植和延续下来的。
 

责任编辑 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