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存的文本，当时刊物主要开辟有论坛、译丛、要闻、宗教、布告、翻译、文海、鸟瞰、特载、言论、教义、事件、社务、来函照录、消息、论著、特载、杂俎、编后语等栏目。撰稿人除了广州本地开学的阿訇、文化人、学过经的“尔林”之外，外地的稿件也不少。许多国内比较有名的阿訇和学者同刊物的主编都有过书信来往和交流，作为《天方学理月刊》创办人之一的濠畔寺马瑞图阿訇，翻译了大量国外伊斯兰教义学典籍，其作品除了著名的《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穆罕默德之默示》（中华书局1946年出版）外，还有伊斯兰世界著名教义学家的介绍，教法学中有关的“侯昆”（教法学知识和解释），以及大量开启思想的评论和卧尔兹。北京的陈克礼、山国庆阿訇，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法学院，获得“沙里亚”法律硕士学位的熊振宗阿訇等都是当时中阿兼通的名家。基于他们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同汉族学者的友谊，在创办刊物的过程中得到社会贤达在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持，并由当时的上层名流撰写发刊词或刊首语。有些社会学者如郑师许、岑家悟等先生还积极投稿，支持伊斯兰文化事业的研究和发展。那时候的穆斯林知识文人满怀抱负，并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好评，他们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公布世界和国内穆斯林的重大消息，开展时评，批评回族宗教信仰滑坡，漠视宗教，不恪守伊斯兰宗教操守，道德低下，精神萎靡的状况，期望通过刊物的力量以激发民智，唤醒众人的兴教救族之心。此外，这些文本中记录了当时广州、香港以及内地有些地区穆斯林的基本情况和重大历史事件，是了解这一时期整个国内穆斯林精神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得益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提供的文化复兴机遇，同时与民间学者同阿訇阶层的团结分不开。办刊者本身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刊物的质量和生存。先后参与创办了《天方学理月刊》和《穆民》月报的陈焕文先生，广州伊斯兰教历史上应该记住他同马瑞图阿訇及国内许多著名学者之间的友谊，正是像他一样对广州伊斯兰教现状比较了解，熟悉“地方性知识”的民间文化人士，才说服外来阿訇，团结各个坊上的乡老学董，联系回族中的仁人志士，成为刊物的最早发起人。阅读陈焕文的文章，我觉得似乎是一个文化顾命之人的呐喊呼吁，对广州伊斯兰教的衰弱之痛心疾首，对回族同胞前途命运之忧心忡忡，已经使如此“文化所化之人”寝食难安。可喜的是他在当年的努力已经得到了造物主的回赐，他的清廉的儿女以及后学中能够有机会阅读他留下文本的学子时常为他做着吉庆的杜瓦。

       如果去广州新市回族坟场，在陈焕文家的祖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位叫做吴事勤的坟墓，陈先生的后代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只记得建国初先贤古墓附近搞建设，迁坟的时候父亲坚持要将此人的“埋体”（尸体）迁到自己家的坟中，同先人一起掩埋。吴事勤墓碑经过多年的风雨冲刷几近无法辨认，查阅民国时期回族所创报刊中收录的碑文以及吴事勤撰写的部分文章，陈吴的关系以及陈焕文在迁坟时的执著才跃然纸上。吴是归信的汉人，经过长期同广州部分穆斯林文化人的接触，他坚定了自己的伊玛尼（信仰），同陈一道参与到文化复兴的工作中来，可以说他们是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兄弟，志同道合的战友。1930年他去世后，青年才俊纳忠，阿訇刘传根、山国庆、马之骥等人都撰文悼念，唯独没有看到陈焕文的悼文。“哀莫大过于心死”，对于悲痛得心死之人，我们还埋怨缺乏对死者的追忆可能要求的过多。“朝闻道，夕死可矣”，吴事勤的墓碑中后人这样对他的归信做了总结，吴君应该足以为他身后的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了吧。

     激荡的岁月

      如果总结20世纪前半期广州的伊斯兰教历史，有两次大的历史事件对广州的伊斯兰文化造成莫大影响，也可以说是两个分水岭，一为抗日战争，一为建国。

      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居民大多躲避战乱，辗转南洋或到外地避祸，民国时期创办的刊物先后停办，经文学校、孤儿院等都相继撤销，留守广州的穆斯林经过大家商议集中到郊区的白鹤洞暂避炮火，依靠国际救援组织捐助的救济粮和救济款度日。既便是在那样艰苦的日子，心怀民族的文人仍然创造一切条件办学，给穆斯林儿童教书识字。经过抗日战争，广州回族的血脉流散到广西、云南、香港，甚至南洋诸国。同时佛山、肇庆等广州附近的回族在抗战胜利后也不断向广州集中，致使广州人口一度繁盛，这为建国前熊振宗等人恢复文人的办刊传统，创办《怀圣》报纸创造了条件。也正是日本的侵入，使广州的穆斯林从此同香港因血脉的流传而多了一份联系，拓展了他们的眼界，每遇生计所迫或时事威逼，下南洋“找工问事”，投靠散落到那里的亲友已经成为广州回族的传统。其实在那个时候，下南洋同西北穷山僻壤中的回民“走西口”到新疆谋生一样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