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里清楚地记载了番客的伊斯兰文化特征。

      “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至尽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27页）

       通过繁盛的贸易，穆斯林番客的经济实力日渐增长。岳珂《桯史》“番禺海獠”条云：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獠性好鬼而尚洁，平居终日，相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卷11，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1版，第125页）可见那时候蒲姓番客的奢华，显然一幅上等人家的景象。

      关于蕃坊的其它重要文献还有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和清代樊封的《南海百咏续编》，历代纂修的广东地方志和学人笔记中也有部分记录下来的文字。

       蕃坊成为那时候城市的中心区，文化和商业十分发达，人们以蕃坊为最繁华的去处，成为游客必至之地。宋代的时候，有一位蕃商辛押陀罗鉴于广州城的防守保卫不太安全，为了商人们的利益，保证他们同大宋的经贸文化往来通畅，提出个人捐资修建广州城，没有得到宋政府的首肯。那时候番客的首领基本上都是穆斯林，他们在蕃坊内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蕃坊中的社会生活是一幅多元文化的景象，那些来自大食帝国的臣民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拜占廷人、非洲人等，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好几代，成为“土生番客”，有了中国夫人和孩子，混血的穆斯林后裔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祖国，所谓“乐江湖而忘乡国者”，逐渐发展为土生土长的中国穆斯林。蕃坊内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着伊斯兰教法，番客之间的纠纷交由他们遴选出的“尕堆”（教法说明官）按照伊斯兰法律解决，只有“徒以上罪行”才交给政府，按照中国的法律裁决。正是较为宽松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所以蕃坊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给岭南广州增添了无数生机。广州港车船辐辏撒开在江面，那些飘扬着不同商号的船只，具有异国风情，操持不同语言，携妻带子，穿着华丽瑰奇的“洋人”络绎不绝；光塔上的念邦声远播到珠江彼岸，前来跟随哲玛提的人互相问候；好奇的中国人立足注目，观察洋人们到底在做什么。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对番客云集的景象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番商者诸蕃夷市舶交易纲首所领也，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讫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使客至者往往诧异，形诸吟咏。宋时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有凌虐土著者，经略帅府，辄严惩之。华人有投充番户者，必诛无赦。淳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献吉贝、布画、海外蛮图及猩猩图、玉带，上于北苑君臣近观之。天圣后流寓益伙，伙首住广州者谓之番长，因立番长司。大食国舶主浦希密屡贡，诏赐黄金，准其所贡之值，禁纲竦阔。夷人随商翱翔城市至，有蛮媪卖药。”（《天下郡国利病书》，光绪己卯蜀南桐粤书屋薛氏家塾修补校正足本，第43册，卷104，“杂蛮”条）

     文献和碑刻中记载的怀圣寺，给我们留下了广州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根据某些专家的考证，广州光塔的历史在全世界可能也是最早的，历史上光塔顶部用于测定风向的风信鸡（文献中称“金鸡”），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尤其是在清真寺的邦克楼上，可能更是绝无仅有。从方信孺开始记载怀圣寺“创自唐时”，宋代的时候大概主要是对清真寺的维护和管理，蕃坊内人口的增长，必然对哲玛提的规模提出新的要求，但怀圣寺的具体规模可能至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除了过去清真寺本身就在蕃坊内，边界比较模糊外，其主体结构和规模同现在应该大致吻合。南宋时，国都南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满足国人的消费，促进国都的繁荣，朝廷有意识地抑制广州港，转而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城市港口的核心贸易作用，强制性地把番客们集中到这些地区贸易。同时，唐末历经黄巢兵燹也给番客的贸易活动以很大的打击，致使广州港一度萧条。随着南宋淳佑十年（1250年，采用桑原鸷藏之说）蒲寿庚家族的北迁，昔日繁盛的蕃坊中人去楼空，宋末元初以后，在经贸方面穆斯林再也没有找到昔日的辉煌。那些昔日车水马龙的街巷，从此只留下了他们曾经繁华的影子，至今还有很多依稀能够推断出其命名出自穆斯林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