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船队:广州伊斯兰文化千年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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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0 16:55:59 【来源:中文伊斯兰学术城】 点击:
     皈依的机缘与“书写历史”

 
    商业与穆斯林的联系近乎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值得参悟的是清朝捐资重修了濠畔寺的广州伊斯兰教史上的名人傅云峰是汉人,康熙年间因商入粤,某日凌晨遭遇强盗,被打入护城河中,幸遇早晨做完“邦达”的阿訇救助,捡回性命,傅氏感念救命之恩,同寺里的阿訇满拉多有接触,从此耳濡目染伊斯兰教,不久就归信并捐重资修建了濠畔寺。这一汉人归信的事例只是在傅氏家谱中才提到,考虑穆斯林自古就实行教内婚,回族人数的扩大除了自然增长外,汉族的归信应该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通婚圈的扩大,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宣教而吸引的信众等都应该发生过,但我们很少能够读到这一方面的文本。对比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游走于皇室和士大夫阶层中间,他们寄往国内的书信和给教皇的报告成为今天学者考察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必读文本。英国学者、传教士布鲁姆·霍尔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和美国学者以色列利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宗教、种族、文化和政治》两书中还提到劝化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事例,后者列出专门章节讨论了传教士如何在中国穆斯林中工作,并总结了经验,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思考。感叹于中外穆斯林几代人都缺乏“书写历史”,无论是有关宗教文化传播的记录还是中阿关系的上层交往,没有可读的文本让我们不知道从何而来又走向何处,我们忘记了过去泰白里、伊本·赫尔敦、马斯欧迪、伊本·白图泰、拉施特、伊本·西拿等等无数史学家、游记作家、百科全书式学者留下的传统,在商海中沉迷得太深,没有功夫和时间记住自己走过的里程和脚步。也许这正是伊斯兰的特殊之处,人人都是传播者,没有高高在上的僧侣或教士阶层,缺乏同欧洲基督教传教士一样的宗教职业者,如果举意了“为安拉的道路而迁徙”,任何人都可以实践。在同安拉的交流中,平民百姓与位极王臣者没有任何区别,在个体拯救的道路上,个人只为个人的行为负责,不需要媒介对“原罪”实施洗礼和救赎。穆斯林用他们的日常行为书写着历史,在表达自我的过程中,人人都应该有抓揽安拉“赛瓦布”(回赐)的自觉,书写的缺失正好是这一自觉的迷失,从而使一切历史愈加成为当代史。

     知识文人的忧患和理想

      从光绪朝开始,回族在西学东渐和新式教育的吵嚷中也受到了启发,在生活领域内,首先是宗教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符号的重建。人们修葺了先贤古墓,整理孤坟,在阿訇的统一领导下举行游坟活动,为无名无姓的亡故者开经做杜瓦祈求安拉的饶恕;捐资捐房产供养经学,侍奉清真寺的阿訇,让他们安于讲经培养“海里凡”(清真寺学员);外来的游学阿訇和满拉也来广州,他们把外界穆斯林的信息带到了这里,西北西南的阿拉伯语文本以及各个教派的修乘仪式、念诵方式、经堂教育体制等都在广州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广州由于接近云南,这一时期,接受云南学派的教理和阿訇讲学成为一种风尚。云南籍阿訇马云亭(光绪二十七年来粤)及其母亲重洋朝真大师母(光绪七年来粤),他们不仅带来了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宗教仪式,而且在广州历史上首开女学之风,这种风气影响到后来在怀圣寺开办了女讲经会。云南学派对广州的影响深入到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后来著名的马瑞图、周善之阿訇都出自云南学派,从那里习得“尔林”(宗教学知识)。开经的赞词、斋月“坦拉威哈”拜中的赞词、节日中的大赞词等都是云南调,至今仍然有人熟捻于云南调的赞圣,并在文化重建中复原记忆的历史。此外,甘肃河州的法明道阿訇(光绪十年来粤),还有国外的经师也来粤开学,如麦加的尔卜道拉喜(光绪十二年来广州)。变革的时代透露出几分开放的气息。

      光绪朝萌发的革新思想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觉醒,五四运动的兴起更加促进了民间社会思想的活跃。广州的回族知识分子在唤醒民间意识,复兴宗教文化的过程中义不容辞,并较早地开始了知识文人内部的往来互动,民间学者取得同阿訇的联系,以清真寺为中心开展文化宣传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起,一部分满怀理想,对现实充满信心的知识青年在广州创办报纸和杂志,阐扬宗教,挽救日益衰落的广州伊斯兰文化,以图走文化救族之路。他们共创办了七种报刊,包括《晨光周刊》(1925年)、《天方学理月刊》(1928年)、《穆民》(1931年)、《穆士林》(1930年)、《塔光》(1935年)、《怀圣》(1948年)和《中国回教协会广州分会会刊》(1948年),这些刊物风格基本一致,主要是为广州的穆斯林大众服务的文化读物,在民间传阅的过程中,自然也起到了文化对话和释疑的作用,许多汉族文化人士阅读后,有些还因此归信了伊斯兰教,成为刊物的写作旗手。据考察,现在国内保存的有关广州伊斯兰教的资料已经非常稀少,有些当时参与办刊的人员或主笔的后辈们在记忆中觉得那时候自己的父亲很忙,只知道他们在办刊物,同国内很多有名的阿訇和学者都有联系,但到文革的时候,由于这些刊物主要是民族和宗教的内容,无疑会成为被批斗甚至判刑的罪证,因而当时保存了刊物的家庭烧之唯恐不及,如今要将当年的刊物收集齐全已经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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