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士撑起的往日辉煌

    根据现存最早的广州怀圣寺元代“至正十年碑”记载，古代广州地区习惯用竹木建构房屋，元时怀圣寺曾经一度遭受火灾，清真寺被大火吞噬，一无所剩。至正十年，当时驻扎广州的穆斯林，任职都元帅府副都元帅的马合谋主持重修了礼拜寺，后人可以参阅的属于怀圣寺的文字资料也开始于这一次重修。可贵的是，这次重修的碑文被收入后来清代戴肇辰、苏佩训修的同治《广州府志》中（光绪五年（1879）粤秀书院刻本，卷103，“金石略”），在官修的史书中第一次正式出现了有关清真寺碑文的记载。这一记录开创了后来地方志记录广州清真寺碑文的先例，康熙三十七年的《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被收录到张凤喈修的宣统本《南海县志》里（宣统三年（1911）年刊本，卷12，“金石略”）。怀圣寺的标记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纂修的地图中。清代张嗣衍修，沈廷芳纂的《广州府志》中就画出了光塔的形状，（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本，卷2，“广州府城郭图”），清人李调元辑录的《粤东笔记》中，介绍广州八景之一的“海珠夜月”时，也绘出了光塔的模型（《粤东笔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79年版，第3页）。

    元代以来，穆斯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内参与国家建设，得到政府的重视。元代的开疆拓土，为军人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他们骑乘上大元皇帝提供的马队，驰骋在太阳不落的地方。明代开国中穆斯林将领建立的军功，荫及子孙后辈，为他们参与国家管理，进入官僚行政体系获得了政治资本。为了强制同化南蕃蛮夷之族，对他们实行驯服教化以知书达理，改变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变得同中原汉族一样温顺，将他们控制在土地上以安心生活，管理者除了在政策上为他们读书入仕提供便利，在国家管理体制中有意识培养他们的知识精英作为一个族群的代言人外，同时也利用他们的军事管理才能征伐地方。明代穆斯林重新进入广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

    其实早在元代，政府就利用穆斯林远征广东路的民族起义。

     清人屈大均辑录的《广东文选》中收录了元人谢应子撰写于大德四年（1300）的《新州宣慰使阿里元帅平瑶碑》，其中就已经谈到此事。

     明代成化年间，广东广西两地少数民族起义不绝，明廷连年征战都毫无结果，于是有人上奏从南京抽掉达军骑兵千人，给他们配以精良装备，安抚家下，从他们中选拔一人为首领，参与征战过程，统一受军队的指挥和管理，打仗时作为先锋冲锋陷阵。征战初定后，朝廷又要求他们留守广州，在广州设置了四座回营以安置他们。这四座回营的设置，也奠定了日后广州穆斯林社区的雏形。除了怀圣寺附近天然适合于他们生活外，明政府还设置了大小东营、小东营、西营和竹筒营。清代樊封《南海百咏续编》载：

    “小东营，在内城司后街。明季四卫回兵行营也。成化四年，排徭不靖，都御史韩雍奏调南京回兵来粤协剿，凯撤后加其头目羽士夫、马黑麻等锦衣卫指挥使职衔留戍广州，建四回营以处之，椑珠谓四营，仅存小东一营，其他三处无从考矣。”本书又按“成化四年，省垣设四卫以处回众，曰大东营、小东营、西营、竹筒营。朝市虽更，然以里名遗址考之，可得其概也。大东营当是今芳草街东三巷一带，内有蟠龙庵，为正白旗李姓香火院，即当日礼拜堂也。小东营在司后街，今尚存清真寺，其为小东无可置疑。西营在广孝街内，尚名西营巷。有武庙一区，即当日回目衙署。竹筒营在大北门水关桥前，其地俗称回子营，或做鬼子营。鬼、回一声之转耳。有最胜、总胜两尼庵，亦当日回目公所。”（光绪十九年（1893）学海堂刊刻本，卷一，19－20页）。

     现存的小东营、南胜、濠畔三座清真寺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根据现存小东营清真寺的规模，可以想见那时候留守在小北一带的穆斯林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