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既被屠，公之子应翱甫八龄，以稚小不死，得赎以归。越四十余年，余遇之濠畔之肆，知其姓羽，则曰：“讳某某公者，君知之乎？”曰：“是吾父冲汉公也。”予惊喜，语以为公做传之故。应翱流涕再拜，因乞余为公墓上之碑。墓在广州大北门外流花桥西，虚墓也。虚墓而予表之，公于是无体魄而有体魄矣。（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册，134－135页，翁山文外，卷六·碑）

     后来樊封也曾提及其事迹，并且认为先贤古墓的得名也实出自他们的英勇事迹，他们祖先的名字是典型的穆斯林的经名，其姓氏也采用了祖先译名的首字，者是回回姓氏择取的常例。
三人者本南京回民，成化时征排瑶有功，奏留广州，置四卫以安插之，加指挥世职有差。凤麒字冲汉，祖羽士夫。马成祖之祖名黑麻，皆指挥使，永历时三人以拥戴加都督同知衔，庚寅大城被围，凤麒据守南门，昼夜罔懈，及大城不守，杜永和、张月等将南遁，有邀凤麒走者，痛斥之，闭家人百口于一堂，禁勿出，遂戎服自缢于城楼。之浮及成祖亦殉，家口悉被俘，有都司崔应龙，守备郭瑶者观三君之义烈，亦不降，自刎死，回人用其旧俗薃葬乎此，缭以重垣，筑成圆垅，题粤先贤古墓，虽不止一骸之葬，而称贤称忠，实因三人也。（樊封《南海百咏续编》光绪十九年（1893）学海堂刊刻本，卷四，“教门三忠墓”）

      在汉人的世界观里，也许到此祭文问世英灵之魂才会安息。其实对于有信仰的穆斯林而言，在正义的战争中死去的战士获得的是烈士的品级和回赐，《古兰经》教导“为主道而被戕害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的，但你们不知觉。”（《古兰经》：2：154）三忠抗击清军，誓不投降，与城同存亡的决心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乜提”（举意），三忠之亡本来就是定然，在清军南下之时（或许更早）已经注定了，如果弃城而逃或者对制造了扬州十日的满清俯首称臣，那无疑是对主命的逃避和道义的背离。其实他们将自己的功过都已经交付给了安拉，离开暂存的“顿雅”（今世）而凛然追求了久存的“阿黑热提”（后世）。这种悲壮其实同明代哲人刘宗周不忍亡国之耻，绝食而死的儒家君子“杀生成仁”的事例如出一辙。屈大均的所为只是以一个汉人名家的身份对三忠的事迹进行了“文化认同”的工作，对于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无疑获得了一种被大传统社会铭记和认同的名分，也算是对三忠以身捐躯惨烈事迹的“平反”和表彰。三忠墓的修葺无疑提醒世人什么是做人的骨气和民族的气节，让后来者清晰地记住历史，珍惜和平天空里灿烂的阳光。

     没有了三忠的日子，广州回族遭受了很长时间让人窒息的紧张气氛，清代文字狱风气的助长，乾隆时期（1781年）曾发生于广西的海富润携带经书遭捕事件，以及西北、西南回民起义都给这座城市本已生活在低调中的信士以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前往清真寺聚礼的步伐不像祖先们迎接船队归航时念着赞圣词那般豪迈，光塔上从此再没有了高亢的念邦声，昔日的蕃坊到处充斥着红头发黄头发的西洋人，他们带来了火枪、鸦片和基督教世界的生活方式，在祖先们做了生意的地方耀武扬威。就连广州当地的地方官吏也必须让洋人几份，有些人甘愿做起了买办，用老百姓的血汗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清代设立粤海关以来，西洋人的货物不知道刮走了多少广州府库中的白银黄金，在中外关系的研究领域内，从此没有了阿拉伯世界的名字。那些造就了珠江名称的穆斯林客人的成就，那些为中国宫廷社会和士大夫阶层输入了香料、珠宝、珍奇的“多斯提”把他们的辉煌远远地留给了后人，等待着有人超越逝去的光阴。
清朝定鼎之初，康雍二世为笼络民心，发展生产，对内政策上还是相对比较宽松，吸收汉文化，利用和吸收汉族士绅参与国家建设。回族中文人阶层本来就少，武人中依然有不少人被编入八旗从遥远的北方奉调入粤。那些从事商业，被大传统看作“末业”的行商坐贾也乘着暂时的安定和平前来广州做生意。清代后期，为了躲避战火留下的伤痛和民族间的仇恨，西北、西南一带的回族阿訇满拉游学到广州，他们在这一比较危难的时期为延续教门的血脉可谓处心积虑，并且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