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记载，宋代广州“蕃人冢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光绪十九年（1893）广州学海堂刊刻本，第13页）唐代广州城的范围仅限于今天越秀区内，方信孺所言蕃人冢主要在广州大北门外流花桥北一带，是穆斯林先民土葬了亡灵的地方。其实按照黄巢屠杀了的番客数字计算，坟茔决不会只是数千，有很多墓穴经过几百年的风尘已变成沧海桑田，谁也无法说清楚大北门外的土地下到底安眠了多少先民的遗骨。现代都市化的兴起，曾经被数千坟茔占据的广州大北门外几经改造面貌已今非昔比，驰名中外的广交会，客流火爆的火车站早已将昔日荒凉的历史遗迹剥蚀干净，掩埋番人的荒土地如今已随着历史变迁被钢筋水泥铸成的都市渲染成同一种颜色。短短百年之间，谁又能料想岁月雕刻下了这样的印记！先民的背影而今何在？

     莅临东土的先贤

      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618－628）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一册，卷七“方域志”）元至正十年（1350）泉州《重立清净寺碑》也记载，“隋开皇中（587），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食航海至广，方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这里的一贤是指传说中来受穆罕默德圣人委托来中国传教的宛葛斯，广州的穆民已经习惯于呼其为“大人”，其墓庐叫大人坟，忌日叫大人忌。关于大贤的事迹，在中国穆斯林民间千百年来已成为口头传承的日常话题，《回回原来》或者民间更为接受的《唐王谈道》如今有了比较定型的版本，成为识字人构建历史记忆的模本。伊斯兰传播初期奉圣命而举意四处宣扬伊玛尼（信仰）的“索哈白”何止千万，然而中国的穆民铭记的先贤中，宛葛斯似乎是首屈一指的。如今风尘依旧，埋葬了先贤的土地已被贯以文雅的名字——先贤古墓。其实在古代广州本土，人们更多地以“响坟”称之，据说如果在宛葛斯的墓庐中诵经，声音“响彻十里，余音不绝”。如果从象征意义上解读，其诵念《古兰》的声音远播之地早已跨越千山万水，传遍了整个华夏大地。

      历史遗迹让人易发怀古幽情，总是感觉先人的背影如此悠长，但想触摸时却遥不可及。翻阅了大量中国古籍，包括正史、地方志和文人笔记，试图在古人的记述中找到蛛丝马迹，哪怕是对先贤日常生活的最贫乏记述也罢。可惜的是，直到清代才有蓝煦的《天方正学》明确撰写了“宛葛斯墓志”。

      “大人道号旺葛师，天方人也，西方至圣之母舅也，奉使护送天经而来，于唐贞观六年行抵长安……太宗复敕建江宁、广州亦建清真寺分驻，阙后大人期颐之年，由粤海乘海船放洋西去，既抵青石，伏思奉圣命而往，未曾奉命而还，何可还阙梓里。是以复旋粤海。大人在船中复命归真，真体大发真香，墓于广州城外，为固土补奥师，小寒节气喜神。”（1925年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印，卷七，第28－29页）

      在墓志中，蓝煦还提到响坟的奇异事件，说有“两金龙于门首”守护着宛葛斯陵园，他在行文中对用中国人的话语表达穆斯林的观念已经烂熟于胸。有人曾经沿着这一线索苦苦求证宛葛斯的真实身份，无论是苏丹的加法尔（见其论文《唐代与五代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关系：关于中国伊斯兰文化历史根源评论》，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还是英国的布鲁姆·霍尔（其著作《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忽略的问题》，1910年初版，伦敦1987年再版），他们都不敢肯定大贤的真实身份。纳忠先生的《阿拉伯通史》中直接说：“穆罕默德确有一个名叫艾布·宛葛思的母舅，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的儿子赛德·伊本·宛葛思是伊斯兰教初期征服波斯西部（伊拉克）的大将，死于675年，传说中的宛葛思其人，据说死于中国，葬于广州流花桥畔，很可能是到中国经商的阿拉伯商人和穆罕默德时代的“宛葛思”同名，而为后人所附会，产生以上传说”。（《阿拉伯通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9－400页）他们三位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学术功底，分别代表了阿拉伯、西方和东方世界研究这一问题最有价值的结论，似乎使“宛葛斯是谁”这一问题永远都成为一个秘密。记得某年广交会上，我询问过好几位前来瞻仰其墓庐的穆斯林客商，他们泪流满面地说，“只要是圣人的索哈白就行了，想一下他老人家不远万里来中国宣教的精神，想一下那时候的交通，他的那种坚韧和为宣扬伊斯兰而披星戴月、夜以继日的精神，他的真实身份有什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