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科学文化的兴起和繁荣，除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与伊斯兰对知识和科学的态度密不可分。

古兰经号召人们去思考自身和宇宙的一切奥秘，“我将让他们在天下四方和他们自身中看到我的种种迹象，好让他们明白古兰经是真理。”（41：53）“你说：你们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10：101）

指出天地间的一切是为人类服务的，“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真主为你们制服天地间的一切，并充分地赐给你们显见的和潜在的恩典。”（31：20）赞美知识和学者，“真主的仆民中只有学者才敬畏真主。”（35：28）拒绝毫无证据的信口开河，“如果你们说得对，就拿来你们的证据。”（2：111）反对主观臆测，“臆测对真理毫无裨益。”（10：36）

先知把求知定为“主命”或“天职”，“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主命。”把学者与烈士相提并论，“学者的墨水，在复生日可与烈士的鲜血媲美。”把学者的品级置于修士之上，“学者优越于修士，有如圆月优越于群星。”等等。

通过这些原则和教诲，伊斯兰为学术和科学的繁荣营造了一种精神的、社会的氛围，为科学家们的探索提供了自由展翅的空间。

先知所说“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主命”，蕴含了穆斯林对待知识的特有认知。

“主命”在伊斯兰法学中的定义是“不完成就会受到惩处（入火狱）”。那么，求知是“主命”意味着：不学无术、甘愿无知是罪过，要受火刑；求知是“主命”，则求知是真主喜悦的行为，是接近真主的一种途径；求知是“主命”，那么，穆斯林每学得一点知识，就向真主接近了一步，反之，倘若自暴自弃、甘愿无知，则离真主愈来愈远。

由于求知是主命，则必须把掌握的知识和科学用于主所喜悦的、给人类带来福利的事业，而不是把它用于涂炭生命、灭绝人性（如二战中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屠杀行径、美国在日投下原子弹造成30万人死亡，等等）。这种独树一帜的文化观和科学观，使穆斯林的科学文化不仅独步中古，光芒万丈，而且，它以信仰为中心，向各个学科领域辐射，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运动。

此外，中世纪穆斯林科学文化的繁荣，和伊斯兰关于“代治”的认识论不无关系。根据伊斯兰的观点，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真主为人制服了天地间的一切。因此，伊斯兰把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开发天地间的一切能源视为人类“代治”使命的组成部分，视为对真主的服从，真主因此而赐予他后世的报酬（尽管人类代治大地的过程其实也是为自身谋幸福的过程）。

同时，根据伊斯兰的观点，不发掘大地的宝藏、不利用真主为人预备的宇宙能源、不进行科学探索，是违抗主命、玩忽职守的行为。这样的人，既失去了今世，也无法得到后世。正是这种认识论，使中世纪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与科学探索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科学家们在探索科学的同时不忘记按时去拜真主，而且即便是在实验室里，也把这种科研活动看作是对真主的另一种敬拜，是感谢真主宏恩的一种表达方式。

先知的教诲“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主命”，没有把“求知”限于宗教知识，而是囊括了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的知识，自然科学当然被纳入其中；古兰经中“只有学者敬畏真主。” （35：28）的前文描述自然景观中的迹象，则经文中的“学者”首先指科学家，其次才指其他领域的学者。

这种知识与科学、认主与智慧在伊斯兰中的密切关系，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作为伊斯兰文化主要载体的阿拉伯语中，知识（al ilm العلم ）和科学（al ilm العلم）是同一个词；宗教学者（al Wulamai العلماء）和科学家（al Wulamai العلماء）是同一个词；礼拜寺（Jamia الجامع）和大学（Jamiah الجامعة）是同一个词源。

无怪乎当代伊斯兰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  ） 说：“在穆斯林看来，宗教便是科学，科学便是宗教。”法国哲学家杜斯塔夫•鲁本说：“正是阿拉伯人，让世界学会怎样把思想的自由与宗教的虔诚统一起来。”